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近期推出了“澳大利亞未來制造計劃”，旨在大力扶植制造業、清潔能源、高端科技等未來產業。然而，此舉面臨多重困境。

首次，多年來澳大利亞政府頻繁出臺產業政策聲明和口號，如前總理吉拉德于2012年發表的白皮書《亞洲世紀的澳大利亞》，未能帶來顯著效果。此外，除非具備天然競爭力，否則產業政策難有良效。盡管資源豐富，但澳大利亞市場規模較小，需依靠出口實現規模經濟，且地理位置導致運輸成本高昂。

其次，勞動力成本高企和生產率低下亦是難題。澳大利亞建筑成本全球領先，監管和合規要求嚴苛，嚴重影響競爭力，新建礦山或工廠往往耗時數年方獲批準。

再次，澳大利亞工程和技術技能基礎薄弱，恐難以支撐未來產業發展。盡管政府給予大量支持，但制造業在GDP中的比重已從上世紀50年代的近30%下降到如今的約6%，破壞了工業生態系統。美國雖仍保有龐大的工業體系，但《通脹削減法案》和《芯片和科學法案》支持的項目卻遭遇成本超支、延遲、監管障礙等問題，顯示出恢復工業實力之艱巨。

最后，阿爾巴尼斯所瞄準的領域頗具爭議。澳大利亞在能源轉型所需關鍵材料供應方面面臨激烈競爭，缺乏鐵礦石和煤炭的質量和成本優勢。電池、太陽能電池板等綠色技術主要由中國制造商掌控，其經驗豐富、效率高、經濟效益優。歐盟擬對華太陽能電池板和電動車征收關稅，突顯了這一壓力。澳大利亞生產力委員會對支持本土電池制造產業的計劃表示疑慮。眾多潛在項目，特別是清潔能源再制造業，將依賴于碳封存和綠色氫氣等尚未大規模應用的技術。

不可忽視的第五大問題是，雖然澳洲有可能找到國家級龍頭企業，但公共投資可能無法帶來充足的回報率。企業將選擇更有利于融資、降低成本及納稅的地區運營，而許多具有國際競爭實力的澳企如麥格里集團等已經將重心轉向海外或受到外資控制與支持。

針對這一情況，澳大利亞工會理事會對“澳大利亞未來制造業計劃”理論上可能創造的幾十萬個就業機會給予了積極肯定。然而，阿爾巴尼斯在發布該計劃時，特別強調應運用機器人技術以降低澳洲勞動力成本較高的劣勢。

第六點值得注意的是，眾多國家正在實施類似的產業政策。對于擁有豐富貨幣和工業資源的國家來說，超越澳洲并非難事。隨著時間推移，這些補貼可能會引發貿易戰和報復性措施，從而削弱其實際效果。

事實上，“澳大利亞未來制造業計劃”是政府2025年選舉策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該計劃將整合并重塑現有的項目，包括價值150億澳元（約合97億美元）的國家重建基金、10億澳元的太陽能陽光計劃以及20億澳元的氫能起步計劃。

毫無疑問，澳洲政府還將推出更多新的優惠和贈款。

為了實現結構改革，培育健康且技能嫻熟的勞動力隊伍，改善成本結構，為富有生產力和競爭力的經濟打下堅實基礎，澳洲需要采取行動。

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投入、提升教育體系和醫療服務質量、推動科技創新、簡化稅收和監管框架等措施，都可能帶來顯著的長期效益。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這些建議與現代政客們的短期政治視角和頻繁的政策聲明存在矛盾。盡管如此，澳洲的新產業政策并未改變其經濟模式，依然高度依賴于向中國這個主要客戶出口礦產以及被高估的房地產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