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把產業基礎高級化水平明顯提高作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和任務之一。站在新發展格局的時代高點上，準確把握產業基礎高級化的內涵，分析面臨的挑戰，明確主要任務，對于開展下一步工作，推動提升我國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水平具有重要意義。

三個關鍵內涵

“產業基礎高級化”的概念，首次出現在去年8月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會議提出要“打好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的攻堅戰”，此后，產業基礎再造工程作為一項重要工作加快推動。五中全會再次提出“明顯提高”的要求。

產業基礎高級化是指產業基礎能力持續提升，逐步實現自主可控、安全高效，逐步降低對國外產業鏈供給體系的依賴，為產業向中高端邁進提供動態的全方位支撐，以此推動形成具有更強創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產業鏈供應鏈，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推動經濟體系優化升級。

產業基礎高級化是一個有著明確導向的目標性概念，也是一個有著時序和階段特征的過程性概念。理解作為目標和過程的產業基礎高級化，應當把握好幾個重要的關鍵詞。

一是自主可控。在當前的大國戰略博弈中，基礎領域的核心技術遏制日益嚴重，我國產業基礎“卡脖子”問題已經從潛在的風險，變成了現實的安全威脅。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產業基礎領域的關鍵核心技術必須掌握在自己手里，產業鏈現代化必須要建立在自主安全的底盤上，要牢牢抓住關乎命脈的基礎、關鍵及核心領域，避免被別人“一劍封喉”。

二是系統再造。系統性、全局性地筑牢我國產業發展的底盤，把產業基礎高級化的視野擴展到產業和實體經濟發展的戰略全局。因此，產業基礎高級化既包括以“四基”為核心的工業基礎高級化，也包括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算法、工業軟件等新型基礎設施的高級化等等。此次全會提出，要完善共性基礎技術供給體系，完善國家質量基礎設施，這也是產業基礎高級化要考慮的重要方面。

三是動態適配。產業基礎高級化是一個持續的動態升級過程，不同的產業發展階段、不同的整機系統需求、不同的制造能力，要求有與之相適應的產業基礎形態和水平。解決“卡脖子”問題，不是一時一事的權宜之計。要把產業基礎高級化作為長遠大計來抓，通過一個較長時期的努力，系統性地破解產業基礎“卡脖子”、產業鏈中低端鎖定、供應鏈“斷供”極端情形等風險，并在某些關鍵基礎領域實現超越和引領。

三個重要方向

同世界工業強國相比，同我國步入新發展階段和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要求相比，我國產業基礎薄弱的問題仍較為突出，尤其是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重整機、輕配套”的國內氛圍以及產業基礎本身的復雜性、系統性，增加了我國產業基礎向高級化邁進的難度，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解決產業基礎核心技術來源問題。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抬頭傾向明顯，國外對我技術遏制日趨嚴重，中美貿易摩擦呈長期化、復雜化趨勢。美進一步加大對華遏制力度，不僅切斷中興、華為通訊芯片供應，還增強了對半導體設備的出口和使用管控，加大了我國突破芯片制造技術的難度。未來一段時期，不排除美國等發達國家加大對關鍵技術設備、檢驗檢測儀器儀表、工作母機等產業基礎相關的設備管控力度，提升產業基礎高級化水平面臨嚴峻的外部形勢。

二是破除產業基礎高級化的體制障礙。作為后發國家，我國的工業化起步于薄弱的工業基礎，走的是一條趕超型發展道路，有明顯的“時空壓縮”特征。為快速形成現實生產力，企業往往依靠引進國外技術和部件、側重配套組裝，整機企業國際采購的路徑依賴較重，國內基礎產品缺少通過應用實現迭代升級的機會，從而發展緩慢甚至會慢慢退出競爭市場。同時，國內一些企業擔心在創新探索、先行先試中發生失誤錯誤，國產產品應用不敢拍板，更傾向使用品牌效應更好的外國產品。此外，企業之間、產學研之間、軍地之間存在體制性障礙，國內研發和應用環節脫鉤，增加了產業基礎向高級化邁進的難度。

三是克服產業基礎自身的公共屬性特征。產業基礎領域多處于競爭前的共性技術環節，共性技術知識體系紛繁復雜，且具有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的雙重性質，其研發成果可共享并對整個產業或多個產業及其企業產生深度影響。一般而言，單個企業承擔共性技術研發的能力和意愿不足，純市場化的企業聯盟由于各參與主體的利益訴求和出發點的差異，往往技術合作不暢，出現“零和博弈”。同時，產業基礎領域存在市場規模小、資金投入大、研發周期長、技術風險高等特征。以半導體材料為例，韓國在日本限制出口后，決定投入6萬億韓元（約354億元人民幣）強化基礎攻關，材料強國尚如此，足見基礎領域的攻關難度。

破除機制障礙協同創新

未來一段時期，推動產業基礎高級化將成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任務之一，要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和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政府、企業、科研機構、行業協會、金融機構等多主體可齊上陣，從統籌謀劃、產需對接、金融支持等角度優化政策取向。

一是統籌謀劃，完善機制，加強規劃指導牽引作用。產業基礎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石。考慮到產業基礎的公共屬性特征，必須發揮政府在規劃引導、政策支持方面的積極作用。建議從國家層面系統梳理產業基礎的現狀和問題、明確產業基礎再造的方向和重點，盡快出臺有關指導性政策文件。鼓勵地方在產業基礎再造和產業基礎高級化方面開展先行先試。

二是產需對接，協同創新，提升產業鏈韌性供應鏈彈性。企業是推動產業基礎再造的核心力量，可以從符合未來技術和產業變革方向的一批整機產品入手，引導具有國際比較優勢和代表性行業龍頭企業，以產業鏈、供應鏈為紐帶，以統一的標準體系為支撐，構建上下游“企業群”，開展產業鏈協同創新，以鏈群方式推進產業鏈供應鏈競爭能力提升，暢通國內產業循環體系。

三是金融支持，拓寬渠道，優化產業基礎發展環境。金融層面應加快研究探索制定面向產業基礎領域的差異化信貸政策，可以針對產業基礎類企業特點，聯合政府部門、園區、企業等，建立信息合作平臺，加快發展融資租賃、供應鏈金融、無還本續貸等新產品，深化產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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