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的親身經歷：幾個月前的一天，我想邀請朋友們在家吃晚飯。一位客人正在進行酮基飲食（高脂肪低碳水，主要是肉類和奶酪），他建議我吃白滝面。雖然我也不知道吃什么，但這聽起來不是個好建議。另一位客人是素食主義者，肉、魚、蛋和奶酪都不能吃。我嘟囔著酮基飲食的惡評，最后，我們去了一家餐館。

那天晚飯后，當我在Twitter上隨意瀏覽時，突然彈出了一則關于酮基飲食的廣告。我以前從未對節食有過絲毫的興趣。一個念頭突然出現了：Facebook和Twitter是否在暗中竊聽我的談話？

我想象著，扎克伯格戴著一個耳機，像吉恩·哈克曼（Gene hackman）一樣在暗處決定要推送給我的廣告。

手機有耳朵，筆記本電腦有眼睛

坦率地說，我的結論是：不是的，手機并沒有在偷偷監聽我們。很多方面表明Twitter和Facebook做不到這一點。

當開發者為iOS編寫應用程序時，它會在蘋果控制的操作系統上運行。Facebook不能直接訪問麥克風并開始錄音，該應用必須通過蘋果編寫的代碼。當Facebook請求音頻時，蘋果會詢問用戶是否允許Facebook訪問麥克風。如允許訪問，它會向Facebook發送音頻流。蘋果的代碼是一個軟件保護器：如果應用程序沒有得到用戶的許可，就沒有訪問權。

“更多”涵蓋了Facebook應用在iOS上運行時的眾多越界行為。

當應用程序使用麥克風時，屏幕上方會出現一個工具條。當我抱怨酮基飲食的朋友時，屏幕上方沒有出現工具條。但我還是感到不安，我檢查哪些應用程序可以訪問麥克風，我知道這樣做沒有必要，但以防萬一我還是做了。這讓我想起了一個傳說：在哈佛，擦一擦某個雕像的鞋子會帶來好運。常春藤的學生都很聰明，當然不會迷信，但左腳的鞋子仍然因為摩擦而發亮，以防萬一嘛。

我猜想也許是Facebook找到了一種繞過蘋果安全系統的方法，同樣，我們可以通過監視Facebook從手機發送的數據來檢查這一點。如果Facebook正在發送音頻，我們會看到流量變化。即使他們找到了掩蓋流量的方法，發送此音頻也將需要大量帶寬，當電話繳費時你會知道的。

如果計算這些數字，你會發現這不可行。安東尼奧·加西亞·馬丁內斯在《連線》中表示：“通過互聯網進行語音通話大約需要24kbps，僅在美國，每天大約需要20 PB。” Facebook的數據中心很大，但沒那么大。

除此之外，還存在處理音頻、查找關鍵字、投放廣告的成本和計算復雜性，以及它是否會真正起作用的問題。正如馬丁內斯所說，“人類的語言充斥著嘲諷、影射、雙重意圖和純粹的迷惑。”

與Siri交談時，Siri經常答非所問，因為電腦還不夠智能，無法理解對話。Facebook根本無法一直錄制我們的音頻，因為手機會發熱，電池會耗盡。沒有數據保護法則，物理法則在此保護我們。Facebook也否認秘密錄制音頻，盡管證據并不讓人信服。

有人要披薩嗎？

我寫軟件，也有朋友在Facebook工作。我用APIs和移動應用程序來工作，所以我很擅長判斷這些說法的真實性，但仍無法完全擺脫他們在監聽的懷疑。他們會不會找到了解決物理問題的方法？

無人時，我把手機放在一邊，打開Facebook，大聲地說道：“老兄，我真的很喜歡去巴哈馬度假。天啊，我的汽車保險太貴了。如果有人能找到更便宜的報價，那就太好了。”什么回應都沒有。我覺得這樣做很傻。第二天，我懷疑地看著每條廣告。

那些揭穿陰謀的聰明記者們也被這些陰謀所誘惑。***進行了一項與我類似的（同樣不科學的）研究。他們得到了相似的結果：Facebook沒有監聽。

這并不是我發現被那些看似理性的人們所宣揚的唯一謠言：計劃性淘汰，是指新產品出現，舊產品就開始慢慢壞掉;軟件更新的目的是減慢舊設備的速度;智能手機致癌;黑客通過你的筆記本電腦攝像頭偷偷地監視著你，諸如此類。

有時只是數學問題

問題是，科技公司確實會做類似這些的奸詐事情。

通過監聽麥克風向我們推銷廣告正是他們會做的事情，這很有特色。蘋果正在減慢舊手機的處理器速度——當然可以從容地處理退化電池，但認為手機越來越慢這種想法是正確的。

還有更多違法的例子。東北大學的博士生克里斯托·威爾遜（Christo Wilson）在研究了多個Android應用程序后表示，“應用程序會自動拍攝屏幕截圖然后將其發送給第三方。”

Facebook也曾雇過“外部承包商從其服務的用戶那里轉錄音頻片段”，并存儲“用戶已編輯但未發布的消息”。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我們的隱私在很早之前就已受到侵犯。

而且，有時候廣告的巧合是不可思議的，比如我列舉的酮基飲食的例子，這樣的事情很多人都遇到過。這令人“毛骨悚然”，人們說了什么東西，第二天它就會從某個軟件中推送出來。

戴維·漢德教授博士向BBC解釋說，這只是個數學問題，“如果你抓住了一件發生概率很小的事情，然后給它足夠的機會去發生，它就會不可避免地發生。”

恰好向某人展示他們正在談論的產品概率非常小，比如百萬分之一，幾乎不可能發生。

如果你在想一些常見的東西，比如意大利面，然后看到了它的廣告，你可能根本不會在意它。但如果談論的是鮮少想起的事物，事情就顯得很可疑了。這就是“巴德爾-邁因霍夫現象（Baader-Meinhof Phenomenon）”，該詞由特里·馬倫（Terry Mullen）創造，他閱讀完一段鮮為人知的政治派系“巴德爾-邁因霍夫集團”（Baader-Meinhof group）后，在一篇毫不相關的文章中再次遇到這個詞。

我們被騙了，被不缺乏邏輯的大腦騙了。人類擅長識別模式，我們如此擅長于此，甚至在模式根本不存在的情況下也能發現模式。

與魔法無異

不過，我認為這些解釋并不令人滿意。這些不可思議的事件經常發生，絕非偶然。我真正想看到的是導致我在特定的時間看到特定廣告的一系列決定，來解釋算法是如何與我的生活經驗同步的。這些廣告絕不是偶然的巧合，它們是推薦引擎使用我身上的數據點的結果。

為何Facebook和谷歌不監聽我們？因為它們根本不需要！它們知道我們的年齡、位置、興趣、去過的地方、看過的東西。Twitter并不是聽到我的談話才向我投放生酮飲食的廣告，它之所以這么做，是因為我不假思索地搜索了一下該為我堅持生酮飲食的朋友做什么飯，而我訪問的其中一個網站上有一個跟蹤像素，它捕捉到這點信息，然后向我投放廣告。

數字生活與現實生活如此交織，以至于我們很容易忘記自己在谷歌上搜索過什么，剛剛想到了什么。谷歌不需要讀懂我們的想法，我們會把自己的想法輸入電腦。Facebook不監聽我們的話，而是監聽我們的想法。

阿瑟·c·克拉克有句名言：“任何足夠先進的技術都與魔法無異”。技術已經足夠先進，甚至在10年前，Facebook就在每天收集500TB的數據。有了這么多數據，它就能建立起神奇的聯系。

這是Facebook的世界，我們只是生活在其中

這些解釋并不比找出魔術師的技巧一樣讓人滿意。鏡子、磁鐵和活板門平淡無奇，很難相信它們就在舞臺上能看到的東西背后。我們都玩過紙牌，所以覺得自己知道什么有可能發生。我們忘記了魔術師已經練習了數千個小時的卡片操作，他們手中的紙牌跟我們手中的不一樣。

同樣，技術公司的運營方式與我們的運營方式根本不同。聽說他們違反隱私法，但通常方式很微妙。誰能真正解釋Facebook創紀錄的50億美元罰款違反了哪條隱私法嗎？實際上，我們至今不清楚所有罰款的原因。

這種低信任度的環境是陰謀論的理想滋生地。肯特大學的卡倫·道格拉斯（Karen Douglas）教授表示：“研究表明，人們在感到無能為力時就會被陰謀論所吸引。”

與Facebook相比，我們顯然是弱勢方。我們發現了一些問題，我們知道他們的秘密，這個想法使我們重新獲得一些力量。心理學家安東尼·蘭蒂安（Anthony Lantian）博士寫道：“相信陰謀論的人們會感到‘特殊‘，他們可能會覺得自己比其他人更了解情況。”

索菲亞·羅森菲爾德（Sophia Rosenfeld）在《民主與真相》中提出，在政府與被統治者之間存在巨大差距的社會中，陰謀論正在蓬勃發展。科技公司可能不會統治我們，但它們擁有我們所沒有的知識和資源，他們能做的事情與我們對他們如何進行的理解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在《工場和世界》一文中，羅伯特·克雷斯（Robert Crease）闡述了這是如何“在那些無法理解這種特殊語言的人和那些懂得這種特殊語言的人之間造成裂痕的，前者不容易信任后者。”

我們常認為陰謀論者是偏執狂，但更合理的解釋是，這些想法來自于無能為力。杰夫·阿特伍德（Jeff Atwood）寫道，“即使是軟件開發人員也為國王之樂服務”。人人都在食物鏈上層（更大的公司）的控制之下，與擁有數百萬用戶的科技巨頭相比，我們不過是微不足道、渺小卻無能為力的數字農民。

有人在聽我說話，這種感覺真好，這讓我覺得自己很有價值，即使只是為了賣給我低碳水化合物飲食。事實上，我并不想被Facebook監聽，但更令人沮喪的是，我們還沒有重要到讓其想要監聽的地步。
責編AJ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