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消息報道，在日本加強對韓國的出口管制后，針對光刻膠、氟化氫和氟化聚酰亞胺這3種半導體原材料，三星7月起開始緊急尋找其他供應來源，目前正從比利時采購材料。

事情的起因是，日本在G20大阪峰會之后突然宣布將就一些事關韓國經濟命脈的關鍵產品對韓國實施事實上的禁運。

那么，日本為何選擇在此時對韓國發難？為何選擇在這個領域下手？又何來的底氣呢？

外交領域的報復行為

日本經濟產業省要求從7月4日開始，所有日本企業向韓方出口3種半導體產業原材料前，必須向日本政府申請批準，而整個審查過程將長達90天。8月2日，日本政府在內閣會議上正式決定將韓國排除在“白色清單國家”之外。韓國對此表示強烈反對，準備啟動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紛爭解決程序。

“白色清單國家”是日本人為在國家安全方面對日友好的國家，現有27個國家，除韓國外均為西方國家。該清單上的國家可免除申請漫長的出口許可。

談起日韓貿易摩擦，得從當前的日韓關系說起。

近年來，這兩家關系實在不咋地——2017年10月，韓國大法院（最高法院）終審裁定，支持4名二戰時期遭日本強征的韓國勞工的索賠權，判決涉事日本企業向每名原告賠償1億韓元（約合58萬元人民幣）。該判決引起日方強烈不滿，日本外交大臣河野太郎當時稱判決結果“令人非常遺憾且無法接受”，堅持認定兩國1965年簽訂的《日韓請求權協定》已經解決這類索賠問題，并威脅將考慮所有可能的應對選項。

同年12月，韓國一艘驅逐艦搜救一只朝鮮漁船時，遭遇日本軍機低空飛過。日方指認韓方驅逐艦用火控雷達鎖定日方飛機，韓方否認，認定日方飛機作威脅性低空飛行。之后兩國罵戰不斷升級，日方軍機又多次抵近韓方軍艦，韓方則直斥日本舉動是“公然挑釁”。

受到這些事件影響，被韓國歷任總統上臺后視為重要事宜的訪日活動，在現任韓國總統文在寅上臺后被一拖再拖，至今仍無定論。

而且，日本海上自衛隊定于10月舉行閱艦式，日本也罕見地沒有對韓國發出邀請。日本選擇在此時突然對韓國發難，明眼人都知道這是一種外交領域的報復行為。

半導體材料，韓國經濟的命門

這次日本對韓國實施禁運的三種半導體原材料分別是含氟聚酰亞胺、光刻膠和高純度氟化氫，均為半導體產業里基礎性的原材料：

含氟聚酰亞胺是制造無色透明、傳導屬性良好的智能手機屏幕的上佳材料；

光刻膠是半導體制作過程中的核心材料，它對光線、溫度、濕度十分敏感，可以在光照后發生化學性質的改變，無論在民用還是軍用領域都極具價值；

高純度氟化氫同樣是半導體產業關鍵性的基礎化工材料之一，但與前兩者不同的是，它帶有劇烈的毒性和強烈的腐蝕性。高純度的氟化氫常用于芯片等材料在加工過程中的清洗，對于產品工藝和質量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韓國貿易協會資料顯示，韓國企業對日本產的高純度氟化氫、光刻膠和含氟聚酰亞胺的依賴度分別達到43.9%、91.9%和93.7%。此前，SK海力士的有關人士也透露稱，相關原材料庫存量不足3個月，如果不能追加采購，3個月后工廠可能會停產。

據中國科學院大學網絡經濟和知識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呂本富介紹，半導體行業是韓國的支柱型產業，2018年韓國的經濟增長率為2.7%，如果去除掉半導體增長所帶來的效益，那么韓國的經濟增長只有1.4%。日本企業或許可以接受失去這一業務，但韓國無法忍受。

近20年，韓國在半導體產業的逆襲之路，看上去很成功。隨著日本東芝等退出消費終端、半導體制造市場，隔壁的韓國順勢搶下內存產業，三星、SK海力士等韓國企業在存儲產業的崛起，給外界傳遞了其掌控上游產業鏈的高科技形象。

其實，韓國只是處在半導體技術俯沖帶，是賭上自己的命運，孤注一擲地投入到這項產業中，在半導體和屏幕產業“孤軍”奮進，使韓國經濟發展非常畸形。

事實上，半導體生產工藝主要分為設計、制造、封測三大環節，在后兩個環節中，就需要關鍵設備和材料，它們是保障芯片順利生產的上游基石。

日本這下子可算是捏住了韓國的命門——韓國關稅廳發布的數據顯示，7月前20天出口同比下降了13.6%。半導體作為拉動出口的動力，已經明顯馬力不足。前20天里，韓國半導體產品出口銳減30.2%，而這類產品幾乎能夠達到韓國總出口產品的1/5。

這還不算完。據報道稱，若日本將韓國移出“白名單”，除了三種半導體材料外，可用作軍事用途的非戰略產品，如工業器械，以及可用于濃縮鈾離心機材料的碳素纖維等也將被列入日本對韓出口物品強化出口管制的范圍內。日本經濟產業省可以從國家安全的角度要求對這些可轉用為武器的物品進行個別審查，而辦理此類出口手續則要長達數月。

抵制日貨還是抵制禁運日貨？

為什么采取上述貿易制裁措施？日方的解釋是，因為“（兩國）信賴關系受損和發現韓方的不當情況”。韓方則回擊，此舉對是二戰勞工索賠案的“報復措施”，違反世貿組織規則，準備上訴至WTO。

據韓國媒體消息，在7月24日的世界貿易組織（WTO）總理事會會議上，作為韓國首席代表出席的產業通商資源部新通商秩序戰略室長金勝鎬表示，日本限制對韓出口半導體關鍵材料有違世貿組織規定，與國家安全無關，并公開要求韓日高層對話，但日方沒有作出答復。

韓方在當天下午的會議上再次要求日本回應對話提議，日方仍沒有具體回復。金勝鎬稱，通過對話解決問題是韓國一直堅持的立場，“拒絕對話表明日方沒有勇氣和自信直面自己的行為”。他重申，日本7月4日實施的貿易限制，是對日韓在勞工征用賠償訴訟問題上的報復。

在“禁運”事件發生后，韓方對與日本自民黨“二把手”二階俊博的面談寄予厚望。

韓方代表團與二階俊博的會面原定于7月31日下午5時在自民黨辦公大樓進行。韓方代表團成員均為資深政壇人士，其中還包括韓日議員聯盟主席姜昌一。

日方此前一直未敲定日程，后在韓國代表團訪日前晚安排出時間。但在會面開始前2小時，日方通知因準備第二天的國會會議而要內部開會，將同韓方的會面推遲至8月1日。

韓方接受提議后，會面時間定在了8月1日上午11時30分。之后日方于7月31日晚再次發來通知稱，二階俊博因將主持緊急安保會議難以與韓方會面。據悉，姜昌一前一晚在與日韓議員聯盟干事長河村建夫通話時對日方的做法提出強烈抗議，并譴責日方做法為重大外交失禮。

8月3日，大批韓國民眾連續第三周舉行集會，譴責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擴大對韓國的貿易限制，并要求安倍為日本戰時的強征勞工行為道歉。3日也是日本決定將韓國剔除出出口管理優惠對象的第二天。

韓聯社稱，約1.5萬名韓國人（代表約680個民間團體）在首爾市中心的光華門廣場舉行了游行，這是7月以來規模最大的反對日本貿易限制的抗議活動。抗議者在日本駐韓國大使館前高喊“道歉”，揮舞著寫有“譴責安倍政權”和“為戰時強征勞工道歉”的橫幅。還有很多人手持蠟燭參加集會，就像抗議韓國前總統樸槿惠時一樣。示威人群在日本大使館前大聲抗議，要求日本政府收回將韓國移出“白名單”的決定。

與此同時，韓國在全國范圍內都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抵制日貨行動。韓國中小個體戶總聯誼會7月5日宣布禁銷日本商品，到7月16日已經有500多家小商店加入抵制活動。同時，多數民眾也在網上發起抵制日貨運動，日本平價服飾品牌優衣庫和雜貨品牌無印良品的銷售額分別減少了26.2%和19.2%。

可是讓人納悶的是，含氟聚酰亞胺、光刻膠和高純度氟化氫也是日貨，為何不抵制？不但不抵制，還有人因此自焚。

韓國人到底是抵制日貨還是抵制禁運日貨？

日本為何能吃定韓國？

由此可見，日本在這次貿易摩擦中占據上風，將韓國吃得死死的。那么，日本怎么會對韓國有那么大的影響力呢？這就不得不提起讓韓國人傷心的那段往事——

近代，日本吞并朝鮮半島長達半個世紀，殖民統治了近40年。在這段時期內，日本對韓國形成的影響不容小覷：

首先是經濟影響。

統治朝鮮半島期間，雙方經濟交流非常密切——主要是日本對朝鮮半島的經濟掠奪。

日韓建交時，美國駐日大使賴肖爾使韓國人相信他們的國家與日本“在經濟上是互補的自然聯盟”。因為不僅“日本的資本可以購買韓國的廉價勞力”，而且韓國人也會發現“日本市場和廉價商品的巨大誘惑力”。這就意味著韓國人要服用日本經濟滲透這劑良藥，良藥雖然苦口，卻能治療韓國經濟滯后發展和孤立無援的惡疾。

然而，這就造成了今天韓國在經濟領域，特別是半導體產業對日本的依賴相當大的事實。半導體上游的原材料和硬件設備上，眾多技術門檻非常高，尤其是材料方面，不少日本企業的產品不可替代。

2018年，韓國對日本的貿易赤字為203億美元（約合1433億元人民幣），中間產品的赤字就達到151億美元（約合1066億元人民幣），占整體的四分之三。韓國企業要想真正“脫離日本原材料、零部件和設備，實現進口多元化，走上國產化道路”，恐怕頗為艱難，這類相關表述更多地表現為一種民族氣節和官方立場，在實際過程中代價高昂、成本巨大，在短期內幾無可能。

其次是文化影響。

在日本占領韓國的幾十年間，韓國整整一代人被正式禁止說韓語，殖民時期的韓國精英必須在語言、習俗、禮儀和關系上以日本文化為基準。

今天的韓國社會，與日本社會的相似度極高，例如，都很看重“前輩文化”、喜歡本土食品。在兩國的企業文化中，雇員基本都是終身雇傭制，也都有著加班的習慣，上下級等級觀念同樣非常嚴重。

所以，如果說古代朝鮮半島深受中國文化影響，那么現代韓國則更接近日本文化。這樣帶來的一個后果就是日本對韓國人的心理特征、思維方式、行為模式等方面非常熟悉，能夠有針對性地出牌，從而使韓國無論是在物質還是精神上都陷于被動。

韓國人一方面要求日本道歉，另一方面又要求日本將韓國重新納入“白名單”的令人吃驚的非理性行為，也可以看做是日本對韓國人心理實施“精確打擊”的戰果。

最后是外交影響。

日本對韓國的外交影響屬于間接影響。在日本對韓國進行殖民統治時期，日本對韓國文化進行了改造，采取一系列同化、毀滅韓國文化的措施。韓國文化的連續性遭到破壞，民眾心理深受創傷。通過文化對國家利益、國家實力、國家決策機制的影響，日本可以間接影響到韓國外交政策從而形成其獨特的外交特點。

日本充分利用了韓國外交政策方面的漏洞，使其陷于被動——在外交層面有意施加的羞辱成功激怒了韓國民眾，而民眾徒勞無功的抗議和抵制活動給政府施加了很大壓力，從而極大限制了韓國政府的回旋余地，這種局面反過來又進一步增加了日本的主動權，甚至是主導權。

日本就是這樣吃定了韓國——通過對韓國的經濟影響在技術上掐住韓國主導產業的命門，并利用對韓國的文化影響對其行為邏輯實施精準判斷與預測，進而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進行壓制，然后利用對韓國的外交影響在該領域牽著韓國的鼻子走，讓后者陷入被動。

消除日本的影響，何其難也

在日韓貿易戰中毫無還手之力的韓國為何不能消除日本的影響呢？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如前所述，韓國在經濟上對日本依賴程度很高。

7月28日，韓國經濟研究院發表了《韓日主要產業競爭力比較及啟示》的報告，報告顯示，2018年，韓國從日本進口的產品高達4227項，對日本進口依賴度超過50%的產品高達253項，其中，韓國紡織用纖維產品的對日進口依賴度高達99.6%，韓國化學工業與相關工業產品的對日進口依賴度為98.4%，汽車、飛機、船舶、運輸機械相關產品的對日進口依賴度為97.7%。在這種情況下，消除日本影響對韓國來說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過去這種模式的成功使得韓國沒有改變的動力。

韓國曾經是一個貧窮的農業國，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經濟騰飛，到如今已經成為一個典型的新興工業國家，人均GDP在2018年達到3.18萬美元，并建立了先進的制造業體系。可以說正是上述高度依賴日本的經濟模式才創造出這樣的奇跡，這種模式如此成功，以至于韓國沒有改變的動力，消除日本影響自然無從談起。

此外，大量“親日派”的存在也使得韓國清理日本影響困難重重。

“親日”在很多時候成為韓國朝野的“死穴”，一次次加重韓國民眾對日本在殖民歷史、領土爭端等方面的負面印象。“親日派”的更新換代也讓韓國人五味雜陳，許多人成為掌握韓國實權的社會精英階層，職業包括政治人物、公務員、法律界人士、媒體人等。在這種情況下，要想清除日本影響，何其難也。

日韓就半導體原料展開的貿易戰將會產生不小的影響，在沖擊全球價值鏈的同時也為中日韓三邊貿易區的前景蒙上一層陰影，但是對中國的半導體行業來說未嘗不是一次機遇。從長遠來看，日韓還將就貿易問題繼續纏斗，并有可能因此蔓延到其它領域，比如獨島。屆時，東北亞地區局勢將又起波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