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中國不再盲目遵守比較優勢理論，不希望永遠停留在價值鏈的中低端，而是要往價值鏈高處遷徙。這個遷徙的過程必然不是簡單的對產品貿易的爭奪，而是對技術主導權的爭奪。中美貿易摩擦不只關乎貿易，而是有競爭優勢重構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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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美貿易摩擦中的三個經濟學爭論點說起

第一個爭論點是比較優勢理論。這是由大衛·李嘉圖提出并發展起來、具有重商主義色彩的理論。這個理論倡導把一個國家的經濟體系牢牢釘在整個全球供應鏈中的某一個領域，讓它發揮應有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發達國家已經全面主導了全球供應鏈體系，從而占據其中最大的價值。所以比較優勢理論沒有競爭的含義，只是要求參與者特別是欠發達國家各安其命。因此，一旦放棄比較優勢理論，競爭就無可避免。

中美貿易摩擦恰恰說明了這一點——因為中國不再盲目遵守比較優勢理論，不希望永遠停留在價值鏈的中低端，而是要往價值鏈高處遷徙。這個遷徙的過程必然不是簡單的對產品貿易的爭奪，而是對技術主導權的爭奪。中美貿易摩擦不只關乎貿易，而是有競爭優勢重構的考量。

如果大家對此有異議，可以研究一下美國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傳記。漢密爾頓是很多西方基礎制度的早期建設者之一，包括金融制度、中央銀行制度等，他也提出一個重要的戰略是對比較優勢理論的徹底顛覆。

當時作為英國的殖民地，英國建議美國不要發展工業，只發展農業即可，工業品可以全部從英國進口。當時美國第一任國務卿杰斐遜全面接受了這個建議，認為這種分工方式既有利于英國又有利于美國。但當時作為財政部長的漢密爾頓堅決反對，他認為如果美國不能建立統一、一體化的工業體系，會對未來發展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如今美國早已是全世界最強的制造業大國，這一定程度上歸功于漢密爾頓的戰略，歸功于他否定了比較優勢理論。

第二個爭論是關于產業政策。眾所周知，日本是運用產業政策比較早的國家之一，其當時的產業政策主要是一些限制清單，提示哪些領域不可為，并不是引導企業在哪些領域投入和發力的政策體系。但中國運用產業政策時，反其道而行之：從政府角度出發，對產業政策進行理論性、框架性的調整，做了很多鼓勵性、支持性的引導產業發展的政策。

我不想評論這種政策的好與壞，只想陳述一個事實：市場經濟本身從來沒有否定相應的宏觀調控，盡管很多宏觀調控措施可以通過市場機制實施，但是宏觀調控一定意義上隱含著在某些范圍、某些領域中存在某些程度的政府干預和政府調節，這是不容忽視的。

我曾經在《財經》上發表一篇文章《舊王朝新政與凱恩斯主義》，研究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幾次比較有名的新政，包括王安石變法等。最后的結論是，很難嚴格區分哪些措施是有形的手，哪些是無形的手。政府只要讓無形的手發揮其主導和決定性作用就行，但是在必要時，有形之手還是要放出。

中美貿易摩擦第二個爭論點就在于此——美國認為中國政府對產業干預過多，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公平競爭環境，所以美國要采取相應措施。但是反觀現在美國采取的限制性清單、實體清單和懲罰性措施，每一項都是有形之手，這也否定其一開始關于“政府應該遠離市場、不該干預實體經濟”的主張。

第三個經濟學爭論點是政府補貼。在去年10月為英國《金融時報》撰寫的文章中，我提到中國應該在一定程度上爭取技術主導權，從而獲得有效的競爭優勢。從政府補貼上看，美國眾多核心技術的發展都跟兩個機構分不開——NASA（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和DARPA（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其軍事技術的民用化過程需要大量的政府投入和補貼。馬斯克的火箭回收再利用項目來自民間資本，但是項目所使用的技術在前期需要巨量資金投入，天量資金來自政府補貼依然是不爭的事實。所以我認為，政府補貼也是經濟行為，要承認市場經濟的市場參與者是多元的，政府也是市場參與者之一，所以它也會有所行動，當然政府補貼要遵循規則。

再看關于強制技術轉讓的爭論點。過去工業化時代全要素生產率最重要的是土地、人力和資本，現在數字化時代全要素生產率中最重要的是技術。如果中國開放市場和外資公司合作，卻不能得到外國先進的技術，那合作的基礎是什么呢？中方和外資企業合作的基礎，是在掌握外資公司原始創新技術這個前提下，通過外資公司進入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實現增量創新，從而實現雙方共贏。否則，中國開放市場進行對外合作的基礎邏輯不穩定，因為科技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再怎么強調也不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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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業化時期，世界經濟出現新的發展趨勢

現在世界經濟發生了一些趨勢性變化，特別是后工業化時期，這些變化本身對中國有借鑒意義。據我個人觀察，這些變化來自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以制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和以金融業為主的虛擬經濟，兩者邊界越來越模糊，很難分清楚誰為實體誰為虛擬。研究發現，標普500市場估值中，大概有80%左右的資產都是無形資產。

我的問題很簡單，知識經濟是虛擬經濟還是實體經濟？盡管這在分類學上有點偷換概念，但也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既然我們要向知識經濟前進，這個過程在一定程度上會導致實體和虛擬之間的邊界越來越模糊。

其二，科技確實在改變世界，這是不爭的事實。科技幾乎全面滲透在經濟環境中的各個角落，一個公司絕不可能脫離科技成為數字經濟時代的新型現代化企業。即便是一個街邊的小作坊，也要考慮使用二維碼讓支付更便捷。科技已經變成整個現代經濟運行的血液了，所以對科技的掌握越來越重要。

其三，國際貿易沖突數量雖然會一定程度上增長——從原來的貨物交換到現在的技術主導權競爭，這種爭奪的烈度肯定會提升，但在競爭過程中，沖突本身已經是一種過去的敘事方式，而不是現代的敘事方式。

國家之間沖突的形態在變化。貨物貿易可以通過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來降低其流動速度，但信息如何被阻斷？IoT（一切皆互聯）問題如何解決？在萬物皆互聯的時代，我們無法在某處設置閘道阻止數據流動。隨著5G時代的來臨、IPv6（互聯網協議第6版）應用，世界上每一粒沙子都會有自己的IP地址，每一粒沙之間都可以進行信息交互。

所以，科技進步一定會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加速人與人、國與國、民族與民族、甚至是人與自然、動物和植物之間的交流，科技具備這樣的能力，沖突不再是現代的敘事方式，更不是未來的敘事方式。

如果聚焦制造業，大家還應該注意以下幾個發展趨勢。

第一個趨勢是產業邊界逐漸消失
比如3D打印，原材料和產品屬于制造業，但支撐其運作的是算法和程序，所以很難界定它是制造業還是服務業。

首先，現在生產制造業和服務業之間已經高度融合。目前全球大的經濟體的制造業比重都在下降，我認為這可能因為傳統的制造業統計方法存在弊端。現在分享經濟等新經濟形式出現后，其實很難識別企業所在的行業。此外，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互動速度越來越快，制造業的概念已經變模糊了。

比如原本我們認為可貿易的產品基本都是商品或者是一定產品化的服務，但是現在可貿易化的產品日趨豐富，比如內容貿易，像漫威的動畫電影，它既是一個概念，也是一個IP，它可以通過電影這一載體實現貿易。所以，原本不可貿易的產品可貿易化是未來一種趨勢，產業邊界的模糊越來越成為我們當下所面臨的挑戰。

其次，迭代創新的速度越來越快。以前創新是從0到1，比如從沒有手機到發明了手機，現在更多是增量創新或者邊緣創新，是在原有基礎上不斷動態迭代的創新。創新到一定程度之后，實現質的飛躍。舉個例子，電話用了將近80年的時間才實現用戶數量超過一個億，但是現在的新型技術大概可以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實現用戶數量超過一億，比如電子游戲“Candy Crush”，這個電子游戲大概幾個月的時間用戶已經超過一個億。

最后，產業的業態流動性和柔性化越來越快。制造業企業給人的認知，不再停留在傳統鋼鐵企業那樣工人在煉鋼爐前揮汗如雨的印象。比如，我曾供職的光大集團在寧波有個垃圾焚燒發電廠，工廠達到歐盟2010的標準，處理二噁英已經達到世界最先進的水平。浙江原省委書記夏寶龍參觀時說，這工廠跟花園一樣，看不出這是制造業企業，這完全是一種高科技賦能的柔性產業。后工業化時代，企業“重”的含量越來越低，“輕”的含量越來越高。

從企業負債表上看，能吃能用手拿把攥的內容越來越少，但是捕捉不到的價值和難以確定的內容越來越多。所以，由此而出現的趨勢是，企業生命周期越來越短，成為百年老店的機會越來越小，如果企業希望成為百年老店，需要投入更多的柔性和技術要素。

第二個趨勢，企業的初始投資會越來越大。有些人會不理解，因為現在更多是分享經濟，本應是小眾多元共享，初始投資不應該這么大。但是現在如果一個企業從誕生之日起到變成獨角獸，在很短的時間內實現小眾、多元、共享的目標，其實必須要有大量的技術投資，而越是突破性的技術，對企業前期的融資能力要求越高。以前融資5000萬可能就夠了，而現在沒有10億美金以上的融資額，難以稱自己是一個科技初創企業。現在有些人聲稱要發展一項新科技，比方要做一個區塊鏈技術通證（token），把所有的東西都通過token連接在一起，至少是十億以上的融資概念，初始投資之大超過傳統經濟的框架設計。

同時，作為一個初創企業進入市場，要迅速規模化，如果不能在很短時間內做大做強，就沒有生存空間。比方說嘀嘀出行與某些同類企業之間的競爭，就是快速燒錢打開市場，否則就等同為零。過去傳統經濟時代，不同企業可以在產業鏈中高端、中端、中低端、低端上共同生存，相安無事并存。新經濟時代跟以前不一樣了，產業鏈垂直一體化和水平一體化已然成為趨勢。

第三個趨勢，企業之間完全可以迭代，可以倒果為因。過去是有了需求才有供給，但以后會發現，越來越多的供給是需求端想象不到的，產業發展驟然提速。

第四個趨勢，比較優勢將會讓位于系統集成。中國未來要占領制造業的最高端，一定要有很強的系統集成能力。這也是我不擔心中美貿易戰會極大地損害中國實體經濟競爭力的原因。現在的實體經濟，一個國際性領先企業的能力絕對不在某一項技術上，而是在若干項垂直維度的技術上以及水平維度的集成能力上，比如集成技術、集成產品、集成渠道、集成客戶群、集成系統，這樣才能成為一個世界性的領先企業。比如波音，即使它不生產任何一個機器零件，也不會影響它成為世界最大的飛機生產企業。系統集成能力是未來競爭的關鍵，而系統集成能力一定建立在高端的技術基礎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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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制造業的成就和問題

經過40多年的發展，中國的制造業確實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而這種進步任何人都不可能視而不見。

首先，中國實體經濟的全產業鏈建設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這也是我對中美貿易摩擦有信心的其中一個原因。中國是世界上整個制造業產業體系最完整的國家，與德國、美國相比各有優劣。中國有高端、中高端、中端、中低端、低端產業，并且都已經系統化、體系化，這個能力不是短時間內就能建立起來的。同時，制造業本身與周邊的配套企業、配套系統之間的系統性聯動和系統性集成能力也是比較強的。比如基礎設施建設、電力供應等。

第二，中國具有很強的增量創新能力。美國總是指責中國竊取知識產權、強制技術轉讓之類。但我的觀點是，一個國家的經濟跟小孩成長其實是一樣的。小孩成長最初不都是模仿嗎？牛頓和愛因斯坦不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成為巨人的嗎？國家經濟也一樣，只要在規則之內，模仿是可以的。但是很重要的一點，中國通過自己巨大的市場容量創造了增量創新的可能性，這是別的國家沒有的能力。

舉例來說，以色列開發任何一個產品，一定是看中國市場需求，因為其國內市場很小。以色列開發的產品技術，要么盯著歐美市場，要么盯著中國市場。因為美國和以色列之間互補性有點弱，所以中國是以色列企業必須要研究的市場首選目標。

中國在產業方面有很多增量創新。從0到1是創新，從1到10也是創新，并且中國可以通過巨大的市場容量來進行增量創新，這一部分也蘊含著并且已經創造出很多非常重要的知識產權。所以中國在制造業方面的優勢是多維度的。

但同時也要看到中國制造業的不足。

第一，實體經濟的存量結構還不完善，低端、中低端產業占比較高。

第二，政府和市場的邊界不清晰。政府要發揮有形之手的作用，但是也一定要在主體經濟活動之外，不能時不時管不住自己的手。否則，久而久之，整個經濟運行的軌跡和規律就會遭到一定程度的扭曲。

第三，實體經濟自身發展的方向不清楚，不確定性在增加。目前經濟的大趨勢是從過去工業化進入了數字化經濟，任何人都不全然清楚未來是什么樣，即便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科學家。很多人會提到人工智能是未來工業發展方向，但是人工智能是一個大概念，這個概念可以上到天、下到地，90%的人工智能只停留在PPT上，10%或許有應用的可能性。所以，中國企業不知道未來發展方向也很正常。我們也不知道下一步要投資什么，只能迭代地觀察，動態管理、投資。

第四，中國實體經濟的核心競爭力不足。很多關鍵技術沒有突破，很多關鍵知識產權沒有掌握，這個方面壓力很重。

第五，制造業的可貸款性和可融資性指標不夠。過去，制造業企業可以將土地、廠房和成品抵質押給銀行，銀行就給企業融資，但現在已經變了。這要求企業資產負債表要全面重構，使資產的可貸款性和可融資化、可資本化程度提高。企業融資一定要有上市的思維，怎么講好技術的故事、專利的故事、產品的故事、分銷線的故事、客戶群的故事以及未來發展前景的故事，作為一個企業家，要把這些東西都想清楚。

第六，制造業本身非主業化傾向非常嚴重。2014年我曾經寫過一篇關于國有企業影子銀行問題的文章。中國很多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制造業企業，他們賺錢并非是通過主業而是通過銀行理財產品來賺錢。這也是很大的一塊影子銀行。企業通過銀行拿到低于基準利率10%的貸款，反向再投資于銀行的理財產品，特別是中小銀行理財產品，這完全是無風險套利。因此，如果企業都能賺這么容易的錢，他怎么可能每天研究新科技、新產品呢？所以，企業一定要聚焦主業，制造業的核心還是圍繞主業的整體系統集成能力。

還有一種核心觀點認為，現在人工智能之后就不需要太多的制造業了，這是大錯特錯。現在所有新科技的發展最終的瓶頸在制造業，也就是制造能力上。為什么中國芯片發展14納米困難很大呢？就是輸在了加工制造環節上，沒有像***企業那么好的制造能力。真正支撐AI的是制造業。現在中國有大量新型制造業企業，只想出來還不行，還得把它造出來才行，所以制造業的重要性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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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市場化手段解決制造業融資難題

怎么解決制造業融資方面的問題？

首先，我堅定認為應該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政府不應該過度干預市場，包括金融市場的建設和發展也應該按市場規律去做。

第二，一定要培育發展多元化的金融機構，單元化的金融機構遠遠不能滿足市場需求。目前，商業銀行為什么遠遠不能滿足我們的要求？因為商業銀行是基于歷史財務數據的融資載體，基于企業的財務狀況和抵質押品做出是否融資的判斷。商業銀行是與工業社會高度聯系在一起的。它是承擔少量風險而獲取穩定收益的機構，而不是博大風險獲得超大收益的機構，不是私募（PE）也不是風險投資（VC）。商業銀行對應的是工業化時代，我們更需要對應新經濟時代及數字化時代的新型融資載體，所以培育多元化的金融機構非常重要。

第三，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資本市場建設不好，所有的實體經濟就會缺乏一個特別有效的退出機制。任何一個實體經濟發展、制造業發展一定是未來可預期的，可預期的重要內容就包括退出渠道，否則前期投入的主觀能動性不會太強。因此，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也非常重要。

第四，除了貸款為主的產品組合，銀行還要發展多種融資便利組合。監管機構一定要對多種融資便利在風險計量和風險撥備方面出臺有針對性的新政策。不能讓所有的融資性便利都是一個風險計量或100%風險權重，否則就無法量化新科技、技術、新IP，也就沒法出臺一個一體化的融資方案，這對監管機構的要求也很高。

最后，監管機構一定要有數字化思維。現在銀行處理的更多是資金，但未來要面臨兩個介質，一是資金，二是數據。因為數據是現代的石油，是現代企業的資產，它是無形的。很多企業的原料就是數據，生產出來的產品也是數據，或者稱之為信息，這是全新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監管機構如果沒有數字化思維，就無法掌握現代經濟最為重要的媒介——數據，也就無法對金融體系的風險定價和風險管理數字化重塑給予適度精確的宏觀監管響應。停留在舊有的舒適區域，顯然不是有效的監管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