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上個月以來，有關電子監控攝像的事件，接二連三地發生。一名輔警，因公開“寶馬撞碎馬自達”肇事監控視頻被開除；一家名叫“俺瞧瞧”的網站，因提供監控視頻直播服務飽受質疑。

伴隨著事件的不斷發酵，社會公眾的擔憂也與日俱增：林立于大街小巷的電子監控攝像頭，是否有規范的監管，拍攝的內容是否會隨意泄露，從而侵犯人們的隱私？一位相關人士這樣說：“就目前的情況來看，誰都可以安裝一個電子監控攝像頭，沒人監管，無法統計精確的數字。而這些攝像頭所采集的信息，也處于無序的狀態。”

規范已有落地難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警務信息工程學院教師杜治國介紹，目前從建設和使用方來看，大致可將城市中的電子監控攝像頭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指政府投資建設于城市公共區域的，用于社會管理的；第二類是指企事業單位自建，主要用于單位內部安全保衛；第三類是指公民個體或商戶自建，用于自身安全防護。

對于這些電子監控攝像頭的安裝以及拍攝內容的監管，北京志霖律師事務所副主任趙占領律師說，雖然在我國并沒有全國性的統一規定，但各地出臺的相應文件，對此卻有著明確的要求。

北京市早在2006年便出臺了《北京市公共安全圖像信息系統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對電子監控攝像頭的建設、管理作出了明確的規定。

辦法要求，全市黨政機關、重要基礎設施、醫院、商場、學校、重要道路等5大類、40多種單位和區域，應當安裝公共安全圖像信息系統；由市和區、縣公安機關負責公共安全圖像信息系統建設、使用、維護的日常監督管理工作；公共安全圖像信息系統應當符合政府的統一規劃和要求，不得采集本單位范圍以外的公共區域的圖像信息；交通道路、廣場等公共場所公共安全圖像信息系統的建設由政府負責，其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在該區域設置公共安全圖像信息系統。

對于采集的內容，辦法規定，設置公共安全圖像信息系統，不得侵犯公民個人隱私；對涉及公民個人隱私的圖像信息，應當采取保密措施；留存的圖像信息除按照本辦法的規定使用外，任何人不得擅自查閱、復制、提供、傳播。

然而，雖有規定，但卻難以真正落地。趙占領表示，從現實情況看，可以說相關監管部門對辦法所明文規定的內容執行不力。“根源在于監管部門對于電子監控攝像頭的‘失控’狀態不夠重視。”趙占領說，“我們應當認識到，眾多脫離監管狀態下的攝像頭，是不可忽視的安全隱患。”

監控視頻屢遭濫用

“公共場所安裝監控是基于社會治理和公共利益的需要，這對于提高社會治理效率、減少人力投入、創新社會監管模式而言，都有著重要的意義。”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長王敬波教授指出，但與此同時，還需要有一套完善的規則和制度配套實施，保證電子監控數據不會被濫用。

但在現實中，恰恰相反，電子監控攝像頭所拍攝的內容，濫用的情形時有發生。在這些電子監控攝像頭所拍攝內容被濫用情形的背后，王敬波認為，本質上需要解決的，是在社會治理與公民個人隱私之間，應當如何劃清邊界：“這里需要注意公權力在行使時的合理性與必要性，要遵循比例原則。雖然公民在進入公共場所后，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放棄了一部分隱私權。但是，沒有正當性地擴大監控內容的傳播，依然是對公民個人合法權利的侵犯。”

王敬波指出，即便是出于利用監控內容對某些不當行為的警示、教育目的使用，也應當對涉事具體人員的個人信息進行一定的處理，比如在有限范圍內傳播避免擴大、給臉部等可識別其個人的位置打上馬賽克等，都是可以采取的做法。“除非因特定的公示處罰需要，一般而言，利用監控內容向公眾開展警示、教育，針對的應當是某種行為，而非對個人的批判。”

趙占領表示，在公共場所設置的電子監控攝像頭，是為了社會治安管理的目的，如果這些攝像頭所拍攝的內容被隨意外流、上傳至網絡，擴大了傳播的范圍，造成對公民人身合法權益的侵犯，就違背了設置這些攝像頭的初衷。

杜治國分析，類似這樣監控內容濫用的情況發生，一方面是由于電子監控攝像頭的安裝沒有很好的監管，導致很多不該被拍下來的內容被采集；另一方面，也說明相關單位在電子監控攝像頭的內部管理上存在漏洞，“追責機制的不明確，讓這些濫用事件即便發生，也不一定能夠得到有效的處理”。

前述相關人士表示，現實中經常發生這樣的情況：一些本應當由政府部門監管的電子監控攝像頭，最終會承包給一些外部的公司負責，“這樣一來，監管肯定會松不少，甚至可以說，內部人能輕松從監控系統中獲得自己想要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