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蓬勃興起，國家間的戰略競爭突出表現為科技實力以及科技支撐經濟社會發展能力的競爭。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科技創新為引領的全面創新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方針。******指出，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為我國科技發展指明了任務和方向。

要實現科技創新的戰略支撐作用，必須堅持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雙輪驅動”。一方面激發科技創新的微觀活力，另一方面做好制度創新的頂層設計，使兩方面相互適宜、協調發展。近年來，我國科技創新多個領域逐漸邁向世界科技前沿，科技發展的頂層設計問題成為釋放微觀活力，進一步提升整體科技競爭力和綜合國力的突出問題。尤其是在國家層面如何組織協調各領域科技發展，如何圍繞產業鏈布局創新鏈，實現“科技強—產業強—經濟強—國家強”，亟須探索中國特色的科技發展模式和組織制度。而一個國家發展科技采用什么樣的組織制度，必須充分考慮“世情”“國情”和“科情”。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正是在“世界形勢”“國家制度”和“科技自身規律”三種邏輯相互作用下，從“舉國體制”到探索“新型舉國體制”，我國科技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科技舉國體制是我國科技發展的重要經驗

回顧新中國70年的科技發展道路，舉國體制是貫穿其中的制度主線。

新中國成立初期，面臨嚴峻的國際形勢，如何實現站穩腳跟、維護國家安全成為國家最急迫的需求，為此，國家確立了優先培養科技人才集中全國力量發展科技事業的思路。1949年11月1日，在新中國成立僅1個月后，中央即批準成立中國科學院，使之成為國家發展科技事業的領導核心。

20世紀50年代初，世界科技發展已經展現出“電子科學”“核科學”等新興學科的革命性進步，而我國現代科學的發展才剛剛起步。如何實現追趕世界科技前沿，黨中央提出了“向科學進軍”“用極大的力量來加強中國科學院，使它成為領導全國提高科學水平、培養新生力量的火車頭”，中國科學院成為引領全國科技發展、體現國家意志的國家科學院。1956年，國家組織全國數百位科技專家制定《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由此形成“以任務為經，以學科為緯，以任務帶學科”的科技發展模式，中國科學院、國防科研機構、高校、中央各部委科研機構和地方科研機構等組成國家科技發展的“五路大軍”。“以任務帶學科”的科技發展模式和“五路大軍”的國家科技力量，奠定了科技舉國體制的總體架構，成為新中國發展科技的戰略思路。

科技舉國體制的確立，發揮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可以說，沒有舉國體制，就很難迅速構建國家科技發展體系，也很難取得“兩彈一星”等國家重大國防和科技工程的成功。

科技引領經濟社會發展是科技工作的出發點

20世紀80年代，知識經濟浪潮席卷世界，科技發達國家普遍加大對科技的投入，致力于通過科技創新提高經濟發展。1987年，英國經濟學家弗里曼提出了“國家創新系統理論”，系統闡述了國家政府在科技如何促進國家發展中發揮作用。此后，世界各國政府發展科技的導向發生了巨大變化，科學技術不再僅僅是一項自由發展的“獨立事業”，而深深地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緊密融合起來。

1985年3月，黨中央作出《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制定了科學技術必須為振興經濟服務、促進科技成果迅速商品化等方針，動員科技界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這為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與高新技術的產業化奠定了政策基礎。1988年，***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著名論斷，為中國科技發展和轉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

從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指導下，科技界不斷探索科技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的方式方法和體制機制。科技“五路大軍”可以說各顯神通，根據服務國民經濟領域的不同，通過科研院所改制、加強成果轉化、創辦高科技公司等方式走向市場，直接服務于經濟發展，催生了一批高新技術企業。同時，在國家推動和地方積極響應下，高新區建設成為科技服務經濟發展的新型載體。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以上各項舉措在微觀科技發展層面對科技與經濟相結合進行了探索，也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的建立積累了寶貴的實踐經驗。但同時，條塊分割的科技管理體系，國家層面科技組織的系統性不足也逐漸顯現出來。

科技競爭體現為科技體系的全面競爭

進入21世紀，國家間的科技競爭不再局限在局部的領域競爭，而表現出國家科技體系的整體性競爭，政府在組織和引導科技發展方向上的作用愈加重要。如，為加快能源技術研發與示范，2009年美國能源部改革研發資助模式，啟動了3個為未來的能源需求提供解決方案的跨學科項目——能源前沿研究中心、能源創新中心、先進能源研究項目署，發揮國家的引導作用，使科技界與產業界聚焦于變革性，尤其與戰略性能源政策相一致的能源研發。通過這種組織模式創新，使國家實驗室、高校、產業界更有效地圍繞國家戰略目標和挑戰展開了深度融合與合作。

從科技發展規律看，二戰后科技發展模式逐漸從傳統的歐洲式“自由探索”模式發展到國家為主體的“大科學工程”模式與市場為主體的“需求牽引”模式相結合的發展階段。只有充分發揮政府與市場的各自優勢，才能激發各創新要素的活力，使國家科技體系更具競爭力。因此，提高國家科技競爭力必須堅持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雙輪驅動。在制度創新層面，除了優化科技計劃管理體系、增加科技投入、解放束縛科學家的繁文縟節等措施外，如何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利用新中國70年科技發展取得的寶貴經驗，探索科技新型舉國體制成為擺在我們面前亟待解決的頂層設計問題。

新型舉國體制是邁向世界科技強國的必由之路

******多次強調指出，自主創新是攀登世界科技高峰、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走自主創新之路，需要有與之相配合的頂層制度設計。《“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對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科技創新的新型舉國體制進行了規劃部署。2019年2月20日，******在會見探月工程“嫦娥四號”任務參研參試人員代表時再次強調，“嫦娥四號”任務的圓滿成功，是“探索建立新型舉國體制的又一生動實踐”。

探索科技新型舉國體制，需要破解以下幾個問題。第一，從科技發展規律出發，解決目前學科領域劃分僵化的問題，實現學科交叉和匯聚研究；第二，平衡好“興趣驅動”和“需求牽引”的關系，統籌優化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技術開發、產品開發、市場推廣的創新鏈條；第三，打破不同科技系統之間、不同科技項目之間、科技與產業之間的各種藩籬，讓一切創新要素充分涌流；第四，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優勢，通過頂層制度設計，實現各類創新要素有效組織，使之發揮最大效益。

形勢逼人、挑戰逼人、使命逼人，新型舉國體制不是“一刀切”，探索建立科技新型舉國體制需要我們敢于作為、多元嘗試，盡快摸索出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成功模式。這些不同領域、不同地方的成功模式都應該是“新型舉國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