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加快5G商用步伐，5G發展對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有很大的助益，但是，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在摸著石頭過河，5G商用究竟有著怎樣的發展路徑呢？

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加快5G商用步伐，5G發展對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有什么重要意義？5G的應用前景在哪里？運營商投資和盈利之間是否有平衡之道？帶著這些問題，《人民郵電》報記者獨家專訪了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產業室主任史煒，在他看來，5G商用要有大產業的視角，面向實體經濟落地，其中工業互聯網是5G最佳發力點。對于備受關注的5G早期的投資難題，他認為可以通過多元化融資來解決。

對此，史煒解釋說，現代化的工業體系的核心是工業的自動化、數字化和智能化，而實現這“三化”的重要途徑就是以大數據應用和5G智能網有效推進來實現物物相聯。實現大數據與工業物聯的底層技術是計算技術，支撐計算技術的是計算方法，它為工業生產和服務之間的流程提供高效的數據對接，為ICT技術帶來新的應用場景，暢通了產業通路，讓數據流轉起來，真正發揮大數據的價值。

在這個過程中，5G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呢？4G時代，移動通信的傳輸速率無法提供低成本的工業互聯，而5G網絡的“大帶寬、低時延、高可靠性”的特質為降低工業互聯網的成本提供基礎和條件，才可能使制造業、實體經濟的互聯網應用具有經濟可行性。

同時，工業互聯網應用中，工業流程的商業信息加密和密級劃分是重要訴求。5G帶來的高速計算和可靠性為商業項目的運行創建了更高端的加密系統，并且為實現工業云和私有云的對接與閉環提供了基礎條件和商業價值。沒有5G，這個鏈條無法打通，沒有“高速路”傳輸這些數據，工業物聯網也無法正常運行。“當數據量足夠多的時候，傳輸不暢會導致數據阻塞、流失、泄密等情況。”史煒解釋說。

從另一角度來看，5G的發展還需要政策的支持，包括經濟政策、產業政策、科技政策、人才政策、稅收政策、對外合作政策、法律法規等，這些配套體系的支撐也是關鍵。

“可見，5G商用并不是一個空泛的概念，應該清楚地認識到，它是一個技術與產業的綜合性系統工程，而非純技術概念。”他以工業互聯網為例，此前，工業企業的轉型更多停留在政策和管理層面的變化，從未涉及物的管理，即便有，也是簡單地保持機器整體運轉，單憑簡單的儀表，只能片面地了解機器內部的運行情況。然而，機器可以被看作有血有肉有骨骼的有機體，在引入傳感器后，工廠可以24小時不間斷地去感知機器的每一個部件，以及各個部件之間的運行情況，抽取這些數據進行大數據分析后，可以找到影響機器運作狀態和效率的臨界點。例如，通過電壓電流的數據變化預判機器將出現效率下降、成本上升的情況，并通過智能控制系統調節相關參數使得機器運轉效率最高、廢品率最低。對于工廠而言，數據分析系統與智能調控系統可以讓機器長期處于最佳狀態。他補充說：“這在4G時代實現不了，因為網絡傳輸和數據處理不夠，穩定性差，而5G解決了帶寬、延遲和容量三大問題，工業應用前景將非常廣闊。”

那么，5G商用的短板在哪里呢？史煒認為：“我們在談論5G商用的時候，考慮更多的是設備終端，這是3G和4G時代已經犯過的錯誤，這個錯誤現在還在延續。” 他解釋說：“在我國新舊動能轉化過程中，5G能夠起到推動作用，因此，全行業一定要有大產業的視角，設備和技術交給工程師們去實現，5G如何落地才是最需要關注的問題。”

在史煒看來，5G落地的重點就是實體經濟。“從我近期的調研來看，很多企業都想借助5G發展大數據，但卻忽略了5G和大數據之間的關系，所以把大數據做成了數據庫，而5G就是打通二者之間最有效的手段。”

工業互聯網是5G最佳發力點

5G不是百米沖刺，而是一場馬拉松。史煒判斷，5G需要幾年時間配套產業才能完善，其關聯產業中能走到世界前沿的，一定是工業互聯網。

在史煒看來，我國雖是互聯網大國，但是核心技術實力卻落后于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因為3G和4G所形成的各種互聯網業務大都應用于消費層面。而發達國家從3G開始，網絡技術主要用于工業和信息技術的融合。這一局面的產生與我國國情相關，我國工業基礎落后，在3G和4G時代，工業還不具備承載3G和4G應用的能力。從投入產出和成本核算的角度來看，制造業和加工業找不到一個通過通信技術進步來降低成本的解決方案。同時，研究機構也沒有把重心放在這個領域，國家政策也沒有向這方面傾斜。在5G時代，我們要總結經驗教訓，通過局部試點、重點突破，去拉動整體，重點解決近20年來信息技術和工業融合的問題。

事實上，二者的融合發展是有先例可循的。他舉例說，此前，信息技術和工業生產的融合大都是在管理和核算環節，而現在一些企業已經推廣到工業生產環節，實現了機器大物流和工藝流程的同步。

他建議，國家要在5G和工業互聯網的融合上做出實質性的規劃，而不僅僅是原則性的規劃，比如在哪些領域實現突破、采用怎樣的扶持政策等。他舉例，目前可以看到，“5G+工業互聯網”的模式可以在精密機械裝備、重型工程機械制造、船舶制造、汽車制造等領域進行突破，這些領域都具備實施工業互聯網的產業基礎。在這些行業的創新過程中，國家要提供專項資本進行扶持，要允許各種創新費用納入成本抵扣稅收等。

此外，史煒還建議國家牽頭推進一些實質性的試點工作，由對省市縣的試點變為對重點樣本企業的試點。試點不僅有審批、考評機制，還要建立跟蹤機制，成立專門機構長期追蹤實際效果。這些試點需要把國家專項資金和地方專項資金捆綁起來考評，不能搞形象工程。

多元化投資緩和運營商早期投入難題

不久前，三大運營商在財報中公布了5G投資的相關數據，有評論認為，這些投入并不如預期。而事實上，盈利的壓力已經被三大運營商頂在頭上多年。對于5G先期投入和盈利的兩難境地，史煒認為，除了國家政策上的傾斜，運營商要擴展多元化的融資渠道，用生產力的改變推動生產關系的變革。

在5G投資上，史煒認為，很多人混淆了投資主體的概念。他解釋說：“運營商投資是基礎設施建設，是國家戰略，而應用商投資是要考慮真金白銀的投入產出，是企業戰略和產業戰略，兩者不能混為一談。但是，運營商必須加大投入，如果道路不通，高速費便無從談起。”他補充說，“當然，國家也需要給電信運營商一些政策上的傾斜。”

那么，運營商自身能如何應對？史煒建議，把多重產業的引入放在第一位，把所有權的改變放在第二位，這樣才真正能夠反向利用生產力推動生產關系的變革。他表示：“中國聯通做了一個很好的嘗試——引入互聯網公司，這種做法實際是引入了一個新的生產力組合，然后借此建立新型生產關系，通過生產力的優化，來實現生產關系的優化，從而實現企業所有制關系的優化。這樣運營商在需要投入時，就能從多渠道實現收入的補償和利益的重新分配。”

除了生產力，主管部門還要在生產方式上想辦法。史煒表示，運營商既是一個公益性組織，又是一個經營性企業，這就要主管部門明確劃分考評內容：一種叫政策性的收入和成本，一種叫經營性的收入和成本，二者分開考評，如果裹在一起，會捆住運營商的發展之手。

此外，史煒還建議把在5G應用領域有潛力的大型企業和運營商捆綁起來進行基礎設施的投資。“誰投資誰受益，誰投資誰享有股權收益或者其他投資收益。”他分析說，“一是解決5G前期投入資金短缺的問題；二是在投資的過程中，哪家企業有比較明確的應用，前期突破的試點就放在哪家企業；三是可以把投資的一部分轉化為社會融資，對社會、產業、投資人定向募集，這樣對推進資本監管的有效性大有裨益，讓5G投資和國有企業改革同步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