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年前在硅谷的一個車庫里創立以來，谷歌(Google)一直自豪地——并且往往是高調地——標榜自己是一種新型企業美德的構建者。

“谷歌不是一家傳統公司，”這個搜索引擎的創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在2004年首次公開募股時告訴投資者。他們表示，谷歌總是把長期價值置于短期財務收益之上。“讓世界變得更美好”將是其首要的商業目標，而且谷歌的道德準則可以用一個簡潔的名言來概括，就是“不作惡”。

在那之后的幾年里，谷歌曾經具有革命性的情懷已經被科技行業的相當一部分人利用和稀釋，并成為戲仿和質疑的對象。谷歌自己也降低了昔日的熱情；最近，其母公司“字母表”(Alphabet)從行為準則中刪除了“不作惡”的提法。

盡管如此，如果你在谷歌工作，或者相信這個充滿使命感的品牌，你可以指出，在某些時刻，它的文化氣質的確不只是市場營銷噱頭。最明顯的例子是：2010年，在中國運營受到審查的搜索引擎四年后，面對一個對網絡自由越來越充滿敵意的政權，谷歌做了一件更為傳統的企業不會去做的事情。它表示受夠了，然后把它的搜索引擎從這個巨大的市場撤出。

現在，谷歌似乎在改變主意。公司通過一個名為蜻蜓(Dragonfly)的計劃，一直在為中國市場測試一款經過審查的搜索引擎。上周的員工會議上，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桑達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表示，在那里“我們并不會馬上推出”搜索引擎，但他為公司開拓中國市場的努力進行了辯護。

這種辯護并不是沒有道理的。在任何理性的商業意識下，指望世界上最大的互聯網公司之一遠離這個世界最大的互聯網市場，簡直是瘋狂，尤其是谷歌的許多競爭對手在中國政府的侵擾規則之下，正快活地做著生意。中國是蘋果的第三大市場，微軟和亞馬遜都在那里有大量業務。

但是，拒絕同流合污不應該是谷歌之所以為谷歌的標志嗎？這家搜索引擎曾經醉心于離開中國這樣離經叛道的決定——為了道德制高點而犧牲財務成功的舉動向員工和客戶表明，肩負將所有生命信息組織起來這一宏大使命的谷歌，有比財務野心更重要的動機。

網絡自由的倡導人士擔心，谷歌的回歸會給現實世界帶來危險的后果，這或許會加速中國和其他地方新一波的網絡限制。但最持久的影響可能是，我們不得不重新設想谷歌究竟是什么樣的企業，以及它的立場是什么。

很難不把回歸中國看作是一次可怕的墮落——這是最能說明問題的舉動，表明一個公司漸漸變成了它曾發誓永遠不會成為的那種循規蹈矩的公司。

“如果谷歌想像任何其他全球公司一樣受到評判，那也沒問題。”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言論、隱私和科技項目主任本·威茲納(Ben Wizner)說：“他們應該直接說出來——他們主要是要對股東和他們的盈虧負責。但這并不是谷歌所用的措辭，我認為根據他們為自己所制定的標準去評判他們，這是公平的。”

谷歌發言人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我們不會評論對未來計劃的猜測。”但該公司的領導層一直在討論，回歸中國是否會是一種道德上的反轉。在上周的員工會議上，皮查伊表示，回到中國符合公司在2006年做出的構想，當時他們首次同意對其搜索結果進行審查以遷就北京。

公司在一篇博文中表示，“過濾我們的搜索結果顯然會影響我們的使命，”但文章還說，“不能向世界五分之一的人群提供谷歌搜索，影響將更為嚴重。”

皮查伊強調了這個論點，他引用自己在印度長大的經歷，表明提供一些接觸外部世界的機會總比沒有好。

“我父親曾在一家英國公司工作，他們討論公司是應該留在印度還是退出，”根據《紐約時報》獲得的一份講稿，他這樣告訴谷歌的工作人員，“他們留了下來，這對我爸爸來說很有意義。而且如果不是這樣，我今天很可能就不會在這里。”

谷歌的潛在轉變背后還有其他因素。互聯網自2010年以來發生了很大變化，該公司的高管越來越認為他們當初離開中國的決定過于輕率、天真，最終適得其反。

谷歌當初的決定是由于中國黑客入侵其服務器，意圖發現持不同政見者和間諜。那次攻擊震驚并激怒了谷歌的創始人。在采訪中，出生在蘇聯的布林將中國政府與影響他年輕時代的“極權勢力”相提并論。他和其他高管表示，在中國采取一個堅定立場，可能會為其他地方的專制政權設置某種紅線。

“我認為從長遠來看，他們將不得不開放，”布林對《紐約時報》說。

當時，中國的規則才剛剛開始變得強硬，而其他一些政府也加大了在線言論監管的力度。

現在，甚至許多民主政府也嚴格限制在線言論。例如，在歐洲，“遺忘權”規則迫使谷歌和其他搜索引擎刪除被認為侵犯他人隱私的結果，并制定更多管理仇恨言論和宣傳的規則。與此同時，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的泄露事件表明，美國和英國政府也對包括谷歌在內的大型互聯網公司進行了黑客攻擊。

“這場爭論讓我非常難過：世界變得越來越像中國，所以我們可能也像是在中國一樣，”智庫新美國(New America)的互聯網自由倡導者麗貝卡·麥金農(Rebecca MacKinnon)說。

她說，言論自由和人權的倡導者長期以來一直認為谷歌是他們的盟友，而在中國問題上的反轉將被視為重大挫折。

“我寫了一本書警告說，專制政府如何適應互聯網然后開始改變互聯網，中國就是證據，”麥金農說。“如果像谷歌這樣的公司現在放棄，并且說，‘好吧，這就是互聯網的發展方向'，以及‘不能打敗他們，就加入他們’——那是非常令人不安的。”

如果谷歌確實回到中國，它可能不得不同意新的審查制度，這比它以前曾經容忍的審查制度更為嚴格。皮查伊誓言，這個計劃的推出會是透明的。但支持者表示，透明度并不會減輕他們對谷歌轉變的擔憂。

“如果谷歌試圖促進社會的開放和自由，透明度也不足以使其得到改善，”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威茲納說。“透明度是針對世界其他地區的。谷歌不會告訴中國人，‘這是你看不到的東西。’”

當然，現在為時尚早，谷歌的計劃尚不清楚。它仍有可能想到一些完全非傳統的方式來滿足中國的審查，而不會失去靈魂。

但這似乎不太可能。更合理的結論也是更明顯的結論：谷歌挑戰中國，谷歌輸了。

“毫無疑問，”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New York University’s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道德與金融學教授邁克爾·波斯納(Michael Posner)說。“對于中國政府和任何想要嚴格限制互聯網的人來說，這將是一次重大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