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成立半個多世紀以來，從最初的倉促應變，到最后演化成世界著名的創新引領者，DARPA提供了許多值得借鑒的啟示。

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網站有這樣一句話：“DARPA's success depends on the vibrant ecosystem of innovation within which the Agency operates, and is fueled by partners in multiple sectors.”點出了其之所以成功的核心。

多樣化的創新生態、眾多部門的密切協作構成了DARPA存在、發展、不斷取得成就的基礎。成立半個多世紀以來，從最初的倉促應變，到最后演化成世界著名的創新引領者，DARPA提供了許多值得借鑒的啟示。

目的導向與結果導向的疊加，牽引著DARPA的創新進程

考察DARPA的歷史會發現，它的誕生，是被動應對蘇聯競爭的舉措。1957年10月4日，蘇聯成功發射“斯普特尼克1號”（Sputnik-1）人造地球衛星，成為率先開啟人類“太空時代”的國家。由于“人造衛星發射技術與洲際彈道導彈技術有顯而易見的關系”，蘇聯在航天上的先行一步，令美國政府感到迫在眉捷的威脅。

成立DARPA，出發點單純而直接，就是要在兩極較量中盡快勝出并始終保持優勢。這種追求領先的宗旨以后貫穿了DARPA的歷程，融入機構的血液，成為DARPA最大的生存根據和發展目標。堅定的創新意志能夠解釋DARPA不斷攀登創新之巔的所有努力。

另一方面，DARPA扮演著創新組織者的角色，它自身并不從事技術開發，而是從眾多研發機構的工作中尋找創新潛能，對科研成果的未來意義做出清晰的預判。

就此而言，DARPA又是由階段性的研究結果來牽引行動的。縱觀它的創新歷程，它追求創新，卻又不把創新庸俗化，不局限于普通的數量指標和短期效應，而是聚焦于帶有長遠性、系統性、全局性的創新價值。

DARPA以階段性結果為導向的特征可以從它的組織體制和運作機制中得到反映。DARPA是一個“小核心、大網絡”的微型機構，除自身的6個技術辦公室和5個職能辦公室外，內部不設研究實驗室，所有項目均由外部專家和團隊進行研發，借助外包機制控制研究進程。

事實上，重大創新成就的取得是基礎性科研和應用性科研日積月累而產生的“飛躍”或“質變”，既受到主觀意志的制約和影響，同時又有自身的規律，呈現出一定獨立性。某種意義上，DARPA的主要作用，就是把分散的研究資源進行科學的調配和綜合，使之著眼于具體的目標、產生合力，加快研究成果從潛在向現實的轉化。

這一過程中，不可否認會有“緊迫性任務”的壓力，然而，分布廣泛的各類研發主體、已有一定基礎的研究項目，再加上DARPA的準確遴選和科學組合，往往不至于打亂正常的科研節奏。

相反，DARPA的出場，很多時候能起到“催化劑”或“加速器”的正向作用。由此正好可以說明，當主觀的要求吻合客觀的技術規律時，創新就會成為水到渠成之事。

寬松的文化氛圍和暢通的轉化機制，使DARPA不斷保持創新活力

曾任DARPA局長的普拉巴卡爾說過，“DARPA目前正在從事一些將給未來2、4、6年帶來影響的項目，但這只是一小部分。我們目前從事的工作帶來的真正影響將在未來10～30年才能被感受到。”

DARPA這種其他機構難以企及的超前性，自然決定了它必然鼓勵異想天開、大膽嘗試的作風，擁有自由寬松的工作氛圍。否則，太多的條框約束，定會限制人的想象力和冒險沖動，即使偶爾有前瞻性的念頭，也大半不會跨越一個很長的階段，對普遍認知的沖擊更偏向于“溫和”，不會動輒顛覆性、爆炸性的設想。

科學技術的發展史上，從來不乏由“異端”到“正統”的例子。DARPA則以層出不窮的成功案例為這一傳統增添了新的注腳。為確保高效的研發組織工作，DARPA大力壓縮官僚機構，組織結構甚至可以用“簡易”來形容，因而得到脫離官僚制度束縛的自治和自由。

一旦DARPA決定對某個人予以資助，通行的同行評議或者等待項目開放時間的做法皆可省略，只要項目官員根據研究者的想法擬定一份能夠說服辦公室主任和局長的計劃書，研究工作便可以最快的速度開始。

“如果10個項目中有一個取得成功，那也是值得的”，這是DARPA的信條之一。層出不窮的“高科技”“黑科技”背后，也充滿了無數的曲折與失敗。對于失敗的接受程度，決定著能夠取得成功的大小，二者有著正相關的關系。特別是走前人未走過的道路時，容錯的環境更是不可替代的關鍵要素。

軍事技術直接關系國家安全，離不開科學的風險評估和全程的風險控制，而高風險又可能意味著高收益，所以也不能排斥具有風險的大膽設想和計劃。在安全領域的較量中，“先行一步”往往占據著特殊的地位。唯有在預測風險、管理風險的前提下大膽進行研究與設計，才能給創新發展帶來不竭的動力。

DARPA內部氣氛輕松。《瘋狂科學家大本營》作者邁克爾·貝爾菲奧爾在著作中這樣描述，“我在訪問中看到的DARPA仿佛是一個度假村……甚至我遇到的研究員都是一身休閑的打扮——敞開衣領的T恤，沒有領帶，經常搭配牛仔褲，甚至運動鞋，這一切都給了我一個更悠閑的亞熱帶印象。”DARPA寬松的空氣，與其所關注的嚴肅的軍事科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內部獨具特色的體制結構和組織文化打下了DARPA持續創新的基礎。如何暢通從構想到現實、從實驗室到戰場和市場的路徑，實現對創新源源不斷的激勵，也體現著美國國防部完善創新體系的思考邏輯。

在項目設想階段，DARPA就開始考慮未來的需求，每一個管理環節和技術要求也都把技術轉化的內容納入進來，并制定專門的計劃，“轉化”貫穿于項目始終。研發中DARPA與軍方用戶、國會和工業界保持有機協作，既提升了轉化的效益，也搭建起有助于研發的產業生態環境。

研發成果推出后，DARPA還大力支持成果進入商業市場，提升其在商業市場的認可度，進而影響美國國防部的采辦目標。從想法到產品再到產業化所實現的良性循環，保證了DARPA成熟健康的運轉。

DAPAR的成功，折射的是美國始終以技術優勢為核心的戰略視野和不懈努力

作為一個重要的創新機構，DARPA成為美國爭奪并保持戰略優勢的重要標志，也是美國從頂層完善能力體系的一個縮影。不過，美軍的整個技術水平卻并非決定于少數幾家研發機構。長期以來，為保持長期軍事技術絕對優勢，美國建立了世界上最為龐大而完整的國防科研體系。

其國防科研力量以聯邦政府國防實驗室為核心，大學和企業廣泛參與其中。在國防部所屬的科研機構中，與DARPA類似承擔國防科技創新使命的，還有海軍研究實驗室、陸軍研究實驗室、空軍研究實驗室及其他實驗室和眾多研究中心。

3家研究實驗室將基礎性研究作為重心，運作模式與DARPA存在相似之處，很大一部分項目也利用外包方式完成。龐大的研究體系內部，不同的機構各有研究的側重點，彼此配合，從整體上支撐起美軍的技術能力。

從縱向的發展歷程看，美國又不斷因應形勢變遷，對研發體系持續加以調整完善，特別是突出重點部門的建設，充分發揮其引領和先導作用，以確保美軍的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始終居于全球最前沿。

20世紀50年代初至今的60年多年里，美軍先后提出3次“抵消戰略”，每一次，美國國防部都會成立相應的機構助推戰略的實施。DARPA就被視為美軍第1輪“抵消戰略”的創新引擎。

進入21世紀后，美國針對新興大國崛起、戰爭形態呈現新特點等一系列顯著變化，再一次求助于戰略調整。2014年，美國推出以“創新驅動”為核心，重點發展能夠“改變未來戰局”的顛覆性技術群優勢的第3次“抵消戰略”。為配合第3次“抵消戰略”，此前于2012年成立的戰略能力辦公室在時任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卡特支持下，成為美國國防部的一個重要軍事技術發展部門。

2015年，卡特要求戰略能力辦公室必須永久設置，并與五角大樓的另一個高層次機構——高級能力與威懾小組整合，以提升美國的技術優勢。與DARPA不同，戰略能力辦公室并不專注于未來的某種技術和能力，而是把精力置于系統地整合其他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通過系統集成和概念創新，發展近期可用的顛覆性作戰技術，并推動已經出現的各種民用尖端科技，如云計算、大數據、3D打印、無人機等，擴展至軍用領域，以形成新的能力。

這種基于現有技術的融合式做法，體現的無疑是在武器成本急劇上升情況下有效實現創新的新思路。

美軍圍繞創新而付出的種種努力，可以帶來更多深刻的啟示。DARPA的示范效應已帶來眾多類DARPA機構的誕生，許多國家也在認真學習美國建設DARPA的經驗。應該看到，美國持續不斷地打造以DARPA等為重點的創新體系建設，并準確地判斷形勢作出調整完善，折射的正是其不滿足于已有成績的態度、對創新環境和創新趨勢的深刻理解和培育創新意識和創新文化的不懈堅持。

正如美國前國防部副部長甘斯勒指出的，“美國必須建立一個有利于創新的環境，尤其是那種有利于發展破壞性創新的環境，從而通過激勵和支持的環境克服反對變革的制度和文化偏離”。

結 論

DARPA的成功，是堅定的創新意志、寬容的組織文化、科學的制度設計等綜合作用所產生的結果，集中體現了美國為保持技術優勢而付出的持續努力。當下，中國正積極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DARPA的很多經驗能夠成為有益的借鑒。

特別是它致力于非傳統領域開拓、謀求顛覆性技術突破的做法，以及推行由市場牽引的技術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關系著產業的升級和經濟結構的轉型，對于中國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無疑具有更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