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已頒布調整重要零部件供應鏈的行政命令，將在半導體、純電動汽車（EV）電池、稀土和醫療產品等4個重點品類構建穩定的采購體制，與同盟國或地區展開合作，推進供應鏈強化措施。雖然沒有像特朗普那樣直指中國，但是，所有人都明白華盛頓的意圖，就是試圖以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為號召，重構過去純粹由市場驅動的全球供應鏈，以擺脫對中國大陸供應鏈的依賴。需要說，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全球高科技產業是一個金光閃閃的抽象概念，但是，供應鏈卻是實實在在的物理存在。雖然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也時不時會形成干預，但是，整體而言，其內在邏輯都是基于產品質量、成本效率和性價比等市場因素，自下而上形成驅動。最終，基于各國的優勢和能力，形成全球性優勢互補的分工協作網絡。而中國憑借自己的努力成為其中重要的中心之一，并正在通過創新驅動、轉型升級，不斷從產業鏈的中低端向中高端攀登。

然而，很多美國人認為，中國要超越美國是不可接受的。他們相信，可以通過各種手段加以遏制。如今的拜登政府就是期望通過聯合更多盟友，在供應鏈領域做點文章，達到遏制中國的目的。首先是打造替代性供應鏈，以美國的現有技術優勢和全球實力，在技術可行性上沒有問題。重建供應鏈無非三個目的：一是基于防范重大災害或者地緣政治沖突與交惡，屬于“備胎”，可以不講究成本效益；二是想借助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重構供應鏈，并在開放的市場競爭中重新獲得優勢，這顯然很不現實；三是為未來將供應鏈“武器化”做準備，將供應鏈作為遏制中國崛起的“核選項”。

特朗普時期單打獨斗的遏制效果不顯著，拜登政府拉幫結派打“群架”能否扭轉局面？另外，通過單一核心技術卡脖子的效果也不理想，那么供應鏈是不是更有效、更強大的“核選項”？

按照這種邏輯，全球供應鏈可能面臨三個階段。一是供應鏈全球化階段。過去幾十年高科技行業一派繁榮，有賴于市場驅動的供應鏈的全球化，中國對此功不可沒。如今，正在進入第二個階段，那就是供應鏈政治化階段，美國政治力量成為最大變數。未來，我們必須警惕第三個階段，那就是供應鏈“武器化”階段。

供應鏈體系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為其強大的外部性，具有準公共物品的屬性。隨著以美國為首的地緣政治強力介入，供應鏈被注入極大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就是供應鏈最大的敵人。疫情期間，全球供應鏈遭遇極大沖擊，全球醫療和個人防護設備更是嚴重緊缺，這屬于天災。最近發生的汽車產業“缺芯”現象，很大原因是“人禍”，與美國政府將半導體“政治化”和“武器化”密不可分。半導體供應短缺已經迫使美國汽車企業及其他制造商減產。只有一個高度確定的市場化的全球供應鏈體系，才真正符合美國的利益。

過去兩年，美國政府針對華為不斷升級的斷供行為，說明為了遏制中國，他們會不擇手段，我們必須加以防范。但是，我們也沒有必要被美國政府的一舉一動牽著鼻子走，還是要立足自身，奉行積極防御政策，制定相關戰略。

首先，中國不會拿自己的供應鏈去攻擊別人。中國崛起，是依賴勞動力成本、產品競爭力和技術創新等市場要素。所以，加大創新力度，加快發展速度，做強自身實力，是長久之計。尤其是創新。創新的落差，直接決定了美國政府替代戰略的效果。我們在半導體設備、材料和制造等領域尚存在很大差距，只有做大做強自己，不斷提升實力，避免拉開技術創新差距，就是最好的應對之策。

其次，防人之心不可無。我們自身也得對供應鏈展開全面摸查，及時查漏補缺，針對供應鏈存在的各種風險，補短板，消隱患。

第三，建立必要的反制體系。人若犯我，我必犯人。2020年，中國建立了“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外交部決定對參與對臺軍售的美國企業，以及在售臺武器中發揮惡劣作用的美國有關個人與實體實施制裁。正如一家日本媒體所言：“如今中國已經開始建立一套類似于美國制裁的工具箱，能夠將經濟作為攻擊手段，并阻止外部力量對其企業或國家政策的無理詆毀或是限制。”

針對供應鏈問題，我們應加快研究相應的反制措施。特朗普時期，一些美國企業曾卷入到針對華為的制裁中，有一定被動的“成分”。中國迄今也沒有對那些企業展開實質性制裁。但是，這種局面不是放任和縱容。在協助美國新政府重建替代性供應鏈方面，會更多體現企業“主動性”的一面。如果到時候供應鏈真的被“武器化”，那么性質將完全不同，中國絕不會放任不管。

全球供應鏈，作為準公共物品，有賴于大家共同的建設與維護，必須謹防害群之馬牽一發動全身的破窗效應。目前，供應鏈全球化已經擁有相當程度的高效率，確定性是其生命線。眼下的“芯片荒”，很大原因就是疫情和中美科技戰造成的不確定，客戶囤積庫存而加劇供應鏈的失調。這種多米諾骨牌效應還在早期階段，接下來的演進很難讓人樂觀。如今，華盛頓的作為進一步加劇這種不確定性：供應隨時可能被切斷，供應鏈變得更加不可預測。可以說，美國政府的政治干預，是植入供應鏈的最嚴重病毒，它是慢性發作還是急性暴發，成為最大懸念。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最終，沒有人能從中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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