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相比2016年的總統競選，2020年硅谷為了阻止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更是不惜代價。這證明，經過四年的發展，科技行業已經成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并且，這些錢不只是來自硅谷的億萬富翁。

2016年的時候，科技行業也確實為了支持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花了不少錢。但是，當時的特朗普仍不過是候選人一個，在移民、氣候變化或其他問題上尚未有切實的政策調整記錄。硅谷也沒有四年的準備時間，來成立新的團隊、籌集巨額資金并熟稔地展開動員。但是在2020年，一切都不一樣了。

對大量競選資金數據進行的分析顯示，這一次，以億萬富翁階層及其行業領袖為首的硅谷，在黨派競選活動中的參與度比往年更深入。具體的資金投入取決于你如何定義硅谷，但無論你以何種方式進行衡量，今年，硅谷為支持喬·拜登（Joe Biden）所花的錢遠多于當年為支持希拉里·克林頓而花的錢。

軟件主管肯·杜達（Ken Duda）在這次競選中已經花費數百萬美元。他說，這一次花的錢，是2016年為了打敗特朗普時所花的三倍多。杜達自稱是一個政治溫和派人士，也不執著于新聞內容，但是他依舊憂心忡忡，因為他覺得特朗普正帶著這個國家走向“獨裁”。

“我很希望可以像2016年之前那樣，不那么關注政治，”他說，“我希望在這次大選之后可以放棄使用Twitter，以后也不用再為政治捐款。這是我所希望的。”

盡管民主黨與科技行業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緊張，但來自科技行業的捐贈者卻越來越大方，民主黨獲得的贊助資金也越來越多。過去四年來，民主黨對科技公司和其領導者的審查越來越嚴格，甚至還在討論拆分這些科技巨頭的可能性。而拜登盡管是這些捐款的受益者，他卻表示，會繼續審查硅谷的科技公司。

什么才算是“硅谷”——無論是實際位置或行業或兩者兼而有之或其他等等——對于這個問題，很難給出一個明確的定義。因此，本文與數據分析供應商GovPredict合作，對從三個不同角度采用三種不同分析，來研究硅谷的總捐款額：

·居住在舊金山灣區之人給出的捐款

·自稱是“軟件工程師”或從事“風險投資”工作之人給出的捐款

·自稱在Facebook、亞馬遜、微軟、Netflix、蘋果或Alphabet（或其子公司如谷歌或YouTube）工作之人給出的捐款

所有這些分析都研究了給予拜登、克林頓和特朗普競選活動的總捐款；給予民主黨和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總捐款；給予雙方活動與政黨之間融資委員會的總捐款；以及給予支持己方陣營的主要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PAC）的總捐款。從選舉那年年初到選舉日前三周內的所有捐款都統計在內。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硅谷的所作所為沒有任何不尋常之處。撇去通貨膨脹因素后，2020年的大選是目前為止最昂貴的一次選舉，成本是第二名2016年大選的兩倍多。但新的資金也反映了硅谷的金融影響力正日益向政治影響力滲透，這個趨勢會一直持續到選舉日之后。

居住在被認為屬于舊金山灣區的9個縣的人們，在2020年給民主黨的捐款比2016年的增加了22%，從大約1.63億美元增加到1.99億美元。（這些數字均包括民主黨超級捐贈人和舊金山本地人湯姆·施泰爾的捐款。施泰爾未涉足科技行業，但在2016年和2020年均捐贈了數千萬美元。）

共和黨在灣區的人數比較少。盡管捐款基數小很多，但灣區給予共和黨的捐款增長卻是驚人的。2016年，灣區向共和黨捐款80萬美元。而到2020年，灣區居民為支持特朗普一共捐贈了2200萬美元。甲骨文首席執行官薩弗拉·卡茨（Safra Catz）等人的大筆捐款功不可沒。

如果按照科技行業內兩個常見的職位——風投資本家和軟件工程師——來看的話，你會發現左派呈現出的新勢力。

這一部分人群在2016年給民主黨的捐款為720萬美元。四年后，這一數額增加了兩倍至1900萬美元。共和黨獲得的捐款也增加了近兩倍，但捐款基數仍比較小——從大約70萬美元增長至200萬美元。

最后，衡量“硅谷”的一個簡單便捷的方法就是觀察硅谷最具標志性的公司——包括谷歌、蘋果、Facebook、亞馬遜、微軟和Netflix。

相比于2016年的特朗普-克林頓競選，大型科技公司員工在今年的特朗普-拜登競選中更為慷慨。他們給予民主黨的捐款從850萬美元增長至1400萬美元，漲幅近70%。與此同時，大型科技公司員工對特朗普的資金支持幾乎是2016年的五倍，從18萬美元增長至85萬美元。盡管特朗普經常會抨擊他們的雇主，哪怕是在競選的前幾天。
責編AJ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