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人類文明的演進過程，整個社會在科技族譜與文化脈絡兩張“進度表”上總是呈現出強烈的對應關系。每一次科技的跨越，都再一次提供給文化繁榮的機會。

從造紙術到印刷術，人類知識的傳播實現了質的突破，民眾知識的普及得到明顯提高。

18世紀60年代英國中期出現的機器工具替代手工工具不僅是一次技術史上的深刻變革，在促進了社會關系變革的同時，引發了文化蛻變性的巨大飛躍，包括家庭、婚姻、血親觀念的改變，以及社會從強制約束向民主化進發等。

而在數字社會時代，科技和文化的融合正在創造出更多可能性。

科技對文化的改變不僅體現在生產和傳播等環節，平臺型生態崛起重塑了文化產業的價值鏈構成和組織方式，也改變了原有的文化產業結構。新業態和新模式不斷涌現，文化+相關產業融合共生，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力量，更新了人們對文化內容的認識和看法。

從科技到文化，從融合到創新，這既是一種商業上的雙效統一，更是一種社會秩序的更新。

科技追趕文化需求

科技和文化融合的首先，是科技追趕需求。

對于社會個體來說，文化消費是一種“非必需品”。但對于歷史發展來說，“倉廩實而知禮節”，物質豐富后消費趨勢的分野及社會習性的演化則是必然的。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目之所及，是居民文化消費從少到多，從單一化到大眾化、從大眾化到分眾化，實現了質與量的雙重飛躍。隨著經濟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文化產品和服務不斷豐富，而科技則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觸媒角色。

一方面，文化產業的內容形式決定其只能采用個別的物質載體。原始社會文化載體就較為單一，能夠保存下來的多為壁畫、獸甲等固化的文化形式;造紙術發明后，很多文化則以文字的形式被記錄、保存、傳承下來。

現代科技則提供了更加多樣化的文化載體，如光盤、軟盤等都可成為文化保存的媒介，信息技術背景之下，幾乎所有的文化內容都可轉化為數據信息的形式保存下來。文化的載體不再局限于文字，而是可以通過圖片、音頻、視頻等這些新的保存方式保存下來，這也同時提高了保存和傳播信息的準確性。

于是，科學技術豐富了文化的存在形式和保存媒介，使文化內容更加豐富，傳播更加便捷準確，為文化產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另一方面，數字時代以前，信息的傳播效率制約了要素投入效率和社會生產效率，而在新技術的催化下，各類要素和產業的邊界被打破，逐漸走向融合。這意味著，將誕生更加豐富的文化衍生品，并促進文化產品的多維度創新和多元化發展。

其中，以文化創意內容為核心，依托數字技術進行創作、生產、傳播和服務的新興產業紛紛涌現，文化產業信息化趨勢日益明顯。比如，電子游戲業、數字音樂業、數字廣電業、數字演藝娛樂業、數碼動畫業、數字出版業等，這些新生產品替換傳統的文化產品，被人們使用和消費。

此外，新興數字技術與數字裝備支持數字文化創意、設計服務、數字創意與相關產業融合應用服務等創意產業的產品和服務的開發。信息技術對消費群體的細分，也促進了文化產業的個性化和差異化發展。

從改造內容產業鏈的角度，顯然，技術可以促進供給效率的提高，比如AI輔助內容生產（文字、圖片、視頻等）。AR/VR/MR類內容和設備可以改變用戶消費場景和互動方式;5G環境下的長短視頻占用時長的提升改變著用戶的消費偏好和習慣，而計算和云存儲基礎設施則帶來的云游戲的機會。

融合下的社會秩序更新

當科技與文化融合發展到新高度時，是將文化的內容、理念、形式等元素與科技的精神、方法和理論等要素有機地結合，因此改變了產品的價值、品質，形成新的內容、形式、功能與服務。這體現了一個創新的過程，也將成為一種社會秩序的更新。

美國結構功能主義流派的代表性人物羅伯特·金·默頓曾將科技置于社會改變的視閾中，探討了文化、科技對社會的影響關系。正如默頓認為的，正因為缺乏科技本身的社會文化結構所需要的概念框架，科技的發展受到嚴重的阻礙。

這是因為，不管周圍的文化如何影響科學知識的發展;不管科學技術最終如何影響社會，這些影響都來自于科技本身變化著的體制和組織結構。

而在科技和文化的社會語境中，科技是社會體制，是一種社會建制，是一個緩慢形成、緩慢改變的社會體制。顯然，科技帶給整個社會的不僅是經濟利益，更是文化的蛻變和社會秩序的更新，這在工業革命從就可見端倪。

這意味著，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等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興科技的出現與發展，將是一種新的、整裝待發的社會秩序，其中必定蘊含新的價值與舊有價值及其成功組合的社會價值理念。

創新三螺旋理論受基因的三螺旋模型啟示，創造性地提出了創新的新范式，創新三螺旋理論認為，支持創新系統必須形成一個螺旋狀的聯系模式，這種纏繞在一起的螺旋由三股力量構成：

一是由地方或區域政府及下屬機構組成的行政鏈;二是由垂直和水平聯系的公司構成的生產鏈;第三股是由研究和學術制度組成的技術科學鏈。而這三者在履行知識創造、財富生產和政策協調的職能之外，三部門之間還通過互動派生出新職能，最終孕育出基于知識繁衍的創新。

顯然，科技與文化與社會秩序也切合著創新三螺旋理論，并基于此生長和發展著。其中，社會秩序是文化追求和科技探尋的目標，但社會秩序的解釋意義既不在文化之中，更不可能禁固于科技之中，社會秩序是獨立的、實體的螺旋線。

在文化、科技和社會秩序的三螺旋模型中，三者交迭作用、互促創新，形成的“互為因果”關系，是系統成形的核心吸引力，使創新三螺旋模式得以成立;社會秩序建立和傳播“主導”文化及科技進步，推動著創新螺旋上升，成為創新三螺旋模式成立的內在驅動力。

一方面，技術創造具有的經濟屬性，決定著技術必然存在與外部市場的緊密聯系。與此同時，外部市場的不確定反作用著文化、科技和社會秩序。因此，我們的是社會需要文化做路徑引導，通過文化、科技和社會秩序的互相推動來真正促進社會的健康發展。

另一方面，文化、科技和社會秩序形成的主要動力，來自于三方的各自需要。文化活化的創新，需要科學技術的支撐和價值觀引領;社會秩序反映出時代新理念，需要文化內容體現和科學技術支持;而科技里程碑似的跨越發展，則離不開社會文化氛圍的整體培育和新的社會秩序的引路。

人類社會的進程，表面來看，是一個又一個科技發明推動社會進步;中觀來看，是科技創新帶來文化創新，帶給人類社會新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從深層來看，是科技和文化的融合創新，創造出新的人類精神群體，催生出新的社會價值體系。

顯然，人類文明的生長，絕非外在物質的增長，而是內在精神的建立，是由個體精神自律擴散到社會整體秩序的升級換代。當科技在社會中的作用逐漸強勢，經歷著從技術層面到商業經濟動力的轉變時，如何將科技與文化真正融合而成為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重要支撐，則是時代必然要面臨的議題。
責編AJ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