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大數據等數字技術在疫情態勢研判、精準防控及后續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技術的應用在便利人們生活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挑戰。

在疫情期間，如何平衡公共安全與個人數據隱私之間的關系？我國的企業如何在產業鏈的轉移潮中進一步提升自身的競爭能力？就相關問題，清華大學中國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薛瀾。 薛瀾表示，新興的數字科技對人們了解疫情的發展趨勢和潛在的傳播途徑，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了防控疫情，不得不采集一些個人數據。我國今后在公眾個人數據的收集范圍、使用和數據使用后的處理等方面，應該有一個更加系統全面的法律規范來避免技術的濫用。 “疫情之后，大家都非常關注企業的競爭力，新冠疫情也讓很多國家重新考慮產業鏈布局，我們也要高度關注。”薛瀾指出，加強中國的自主創新能力是最核心的。企業要加強自身的研發能力，對新技術的發展趨勢保持高度警覺。對于關鍵性的卡脖子技術，政府要采取相應措施去扶持和幫助高校和企業，支持它們在這方面補短板。 此外，薛瀾還表示，高等教育也要跟著時代的發展進行人才培養，從學科領域到人才培養的模式等方面都要跟隨領域的發展進行調整，對能力的培養比知識的灌輸更重要。創新、學習的能力才是最持久的，也恰恰是高校更需要去關注的。

為了遏制疫情，許多國家正在部署數字監視工具，用于施加社會控制，甚至將安全機構的技術用在自己國民身上。您如何看待公共安全與個人隱私之間的關系？薛瀾：在疫情防控的情況下，我們在公共安全和個人隱私之間，可能還是要有一個“取舍”。在一個很理想的社會中，如果每個人都主動地把自己的個人行蹤及時準確地向防疫等部門告知是最好的。但實際可能很難操作，而且不一定及時。 所以，為了保障整個公共安全，在特定的用途下，應當授權相關的部門在有限的范圍內獲取涉及個人隱私相關的信息，以便能夠更好地防控疫情。在這方面，不同的社會、不同公眾的考慮是不一樣的。 中國的公眾跟全世界的公眾一樣，都希望保護自己的隱私。但中國的特殊情況是人口眾多，人口密度大，尤其大中城市的人口密度非常大。很多疫情的防控如果稍有不慎，影響的范圍就是巨大的。所以有效、及時地識別感染者和他們所接觸的人群，對中國來講至關重要。 從中國社會的總體情況來看，大家出于公共安全的考慮，對于個人隱私數據的適度獲取還是能夠諒解并接受這種情況。在疫情結束之后，如何將疫情期間收集到的隱私數據做處理？薛瀾：為了疫情的防控或者國家安全等一些特定的條件和情況，都有可能會涉及到公眾的隱私。今后對公眾個人數據的收集、使用和數據使用后的處理等方面，應該有一部更加系統全面的法律法規和程序，避免濫用這種技術。 對于數據的收集應當局限在安全和個人隱私侵犯之間合理的平衡范圍內，不能以安全的名義擴大對個人隱私的侵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可以去獲取個人隱私。另外，對這些數據的使用范圍必須嚴格限制在合理的用途之內。您覺得在這一輪產業轉移浪潮中，我國應該如何提高企業的競爭力？薛瀾：疫情之后，大家都非常關注企業的競爭力，新冠疫情也讓很多國家對其產業鏈重新布局，我們也要高度關注。 加強中國自主的創新能力是最核心的。中國的企業要真正加強自己的競爭能力，做更多關鍵問題的研究。這些方面需要企業提升自身的研發能力，研究出更好的技術和產品。 另外，作為一個在市場競爭中的企業，要始終能夠站在領域發展的前沿，去識別新的技術發展趨勢，才能在創新當中立于不敗之地。在新技術的興起對整個產業的發展、競爭格局的影響方面，企業要保持高度的警覺，根據國際和國內形勢的變化，及時有效調整，主動實現轉型。 對一些關鍵性的卡脖子技術，政府要采取相應措施去扶持和幫助高校和企業，支持它們在這方面補短板。目前來看，這方面的挑戰可能會更大。 中國還是要堅持開放，不開放是沒有出路的。不管是在國際學術界還是在國際市場，都必須發揮主動性，主動跟不同的企業進行有效的合作。這樣才能推動創新技術更快、更好地在國際社會中使用，在全世界最好、最合適的地方推進我國國際產業鏈的構成。

在技術條件下，企業和政府的邊界也開始發生了一些變化，很多平臺在社會治理中也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不同的社會主體應該怎樣做好自己的角色？薛瀾：從政府來講，一方面要制定宏觀政策，推動科技的發展；另一方面，政府要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產權保護和產權界定的制度，同時要營造公平競爭的環境以鼓勵企業創新。 對于包括研發活動在內的、有很強的正外部性的活動積極支持；對于影響市場環境及市場正常運行的各種活動進行有效的規制。 高校研究機構可能在自然科學，在探索世界的奧秘方面是主體。但高校很多研究是基礎性研究，并不能直接轉化為實際的生產過程當中的應用。但也不排除可能十年五十年之后，做這個工作的意義才能顯現。 企業在技術創新過程中是主體，可以直接創造價值利潤。與之相比，高校作為一個培養機構，它的工作什么時候能夠產生直接利益，產生多大的利益，就有高度的不確定性。 所以首先要把責任、定位搞清楚，在這個基礎之上，大家才能有效地組織相關工作，進行密切的合作。有人擔憂技術進步可能加劇貧富分化，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薛瀾：技術進步，可能會造成貧富差距擴大，但這并不是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其實技術進步也有巨大的潛力，可以去減少貧富差距。因此技術進步在扶貧工作當中有可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因此，我們不能被動的等市場發揮作用。市場總是傾向于找利潤最高的應用點，要等它發揮作用，可能遠遠不夠。為了應對這種情況，政府及其出臺的有關公共政策，在這方面可以去下更大功夫，讓信息技術對社會生產活動產生重要的意義。 舉個例子，教育問題是全中國人民都高度關注的問題，尤其是怎樣讓農村邊遠地區的孩子享受到高質量的教育。其實各種信息技術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機會。 這方面完全可以由政府出資提高九年義務教育的質量，通過網絡的形式將優質教育資源覆蓋到邊遠地區。當然這種基礎設施的投入，包括課程的開發等資源投入也應該由政府來做，這是非營利的行為。政府做這樣的事情符合今天社會發展的潮流，并且實際成本非常低。對于個人來說，人們擔心的問題之一就是人工智能對于就業的沖擊。您覺得在這一輪的科技浪潮中，就業模式可能會發生什么樣的改變？薛瀾：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對就業的沖擊不小。這里面要做一些更具體的分析，比如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到底會對哪些行業、對哪些工種影響比較大。有了相關分析，就可以針對沖擊提前做出預測，采取應對措施。 因此，兩方面都得考慮：首先要去鼓勵技術創新，鼓勵技術發展。在一些勞動的重復性比較強的工種方面，隨著人工智能、機器人等技術的發展，它們比工人做得更好、成本更低，那么從長遠來講，很難阻擋這種潮流。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為有效地應對就業沖擊，提前在企業層面或是從社會層面積極準備，對可能被替代的工人再教育、再培訓，同時也讓培養人才的高校或者技工學校等在新產業發展所需的新技能方面提供相應培訓，也是必要的工作。高等教育上需要如何轉變，來培養相應的人才？薛瀾：高等教育也要跟著時代的發展進行人才培養，從學科領域到人才培養的模式等方面跟隨領域的發展進行調整。 高校怎樣能夠讓培養的人不至于落后這個時代，跑在時代的前面，這是最核心的。因此非常重要的一點，對能力的培養比知識的灌輸更重要。要賦予學生一系列的能力，讓他們能夠識別問題，運用各種理論去解決碰到的難題，能夠不斷地去創新。 這些創新的能力、學習的能力能夠去應對各種不確定性，不會因為具體領域的知識變化或者某個領域的技術進步而改變。所以這種能力可能是持久的，也恰恰是各個學校在這方面需要去更加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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