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郭臺銘宣布辭去鴻海董事長并指定接班人。此前因郭臺銘宣布競選而股價猛漲的鴻海，這一回股價僅收漲0.94%。

看上去，資本市場似乎無視鴻海的人事變動，好像它根本沒發生過一樣。

***作家張殿文曾經用“虎與狐”作為郭臺銘傳記的書名，大意就是這名***首富的生活和工作兼具老虎的強大和狠辣，和狐貍的狡黠和機靈。后來***和大陸的媒體對郭臺銘的報道，大多都以此來形容郭臺銘和他的企業。

郭臺銘的性格決定他對任何事情都不輕易放過。但他也曾表示說“永不回鍋當董事長”，然后推出半導體業務負責人劉揚偉出任董事長，CEO一職以九人運營委員會代替。

經營了45年的鴻海，真的能被他這樣輕輕放下嗎？

虎與狐：郭臺銘的兩面

關于郭臺銘“虎”的一面，最先領教到的是媒體。郭臺銘愛告狀，媒體先中槍。不論是***和大陸，都有媒體收到過鴻海/富士康的律師函，原因大多是泄露公司機密之類。他不在意媒體曝他的緋聞，但是如果事關鴻海，反擊絕對夠狠。最狠的一次是逼得一位***記者遠走他鄉，弄得***媒體界一片嘩然。

同行自然也是老虎覬覦的對象。鴻海和美國安普科技打了20年官司就不說了，且說2006年，富士康把比亞迪告上法庭，這家大陸最大的代工廠上市計劃因此被打亂。在訴訟期間富士康還玩了個小花招，將民事訴訟改為刑事訴訟，猝不及防的比亞迪有高管一度被拘捕，后來還有員工被判刑。雙方整個訴訟大戰持續了10年。

2005年，鴻海剛進入世界500強，這一下大家知道它的厲害了。

郭臺銘對下屬嚴苛，軍事化管理盡人皆知，中層被罰站是常態。有一回某高管休假，郭臺銘將其電話召回，此公卻因飛機艙門關閉無法趕回，竟然因此被炒了魷魚。

他對自己也狠。郭臺銘身材高大，精力充沛，號稱每天工作16個小時，多年以來沒有休過連續三天以上的假期，動不動就沖到工廠一線。為日本某手機品牌試生產機殼，自己下廠親自實驗，結果把手都給割破了。還有一回，為了保證一批訂單能夠如期完成，郭臺銘徹夜守候在流水線前，在合同規定時間截止前三分鐘完成訂單上最后一份產品。這批產品訂單來自蘋果，富士康從此拿下了這個大客戶。

相比之下，馬斯克無非是在工廠車間里搭一下帳篷，就得靠嗑大麻頂住，身體素質實在差太遠。

狠的另一面，當然就是善變。

鴻海從一個小小的模具廠起家，從電視機模具開始，后來做電腦連接器，再接著做PC和手機部件，再到最后成為所謂6C產品的代工廠，最近的轉型是從代工做到工業互聯網。一次次順著產業鏈往上爬。優秀的企業家，狐貍般的嗅覺和靈敏的轉身是基本素質。郭臺銘不例外。

人事交接問題上顯出他的圓滑。2002年郭臺銘開始說要退休說到今天，旗下候選人竟有12人之多。現在郭臺銘選的是63歲的劉揚偉，CEO由九人委員會代替——知道“九龍治水”的人，大概不會覺得新董事長能夠真的坐穩位置。新董事長上任第一天，就否認將會把富士康遷出中國大陸。不得不說，這一招金蟬脫殼也玩得極好。

筆者曾在2016年貴陽數博會上與各路記者們一起圍堵郭臺銘。幾十只錄音筆擺在面前，他微微瞇著眼，從容不迫地從西部大開發開始談起，言辭之間滴水不漏，只是偶爾之間一露崢嶸——有個記者問他關于中國經濟增長數據有什么看法，他突然一改之前正確和諧的風格，突兀地答道：

“我們有很多大數據。但是昨天總理問我我不會說，對你們更不會說了！”

富士康就是郭臺銘

富士康能夠走到今天，成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業，跟郭臺銘抓住了兩個市場變化有關。

第一個變化是IT市場的快速崛起；第二個變化則是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1980年代，這兩大趨勢交匯，給了郭臺銘無盡的紅利。

鴻海在1974年以模具生產起家，到生產電腦連接器的1980年代，也還是一家默默無聞的企業。后來以富士康的名字注冊公司，1988年到深圳建廠時，全部員工剛剛過千人。但是它恰好遇上了1970年代末PC市場的興起，以及世紀之交手機，尤其是智能手機業務的爆發。

回頭看40多年來鴻海/富士康的發展路線，郭臺銘的決策思路明確而且清晰，幾乎沒有猶豫，更沒有點錯科技樹。1980年代初，當房地產行業向郭臺銘伸出手時，他選擇做實業，從電腦連接器切入PC零部件代工領域。1990年代末，有了足夠技術積累的富士康，代工向上延伸到對零部件要求質量更高、整合能力更強、體積也更袖珍的筆記本電腦領域。

筆記本電腦正火熱，郭臺銘又決定再往上走一步。

2003年-2005年期間，富士康以并購作為主要方式，布局了手機代工業務。基礎設施布局早早便已展開。1996年，富士康即在深圳龍華獲得大片土地建廠。這里后來變成一個至少有20萬富士康員工的巨型生產基地。

據說，當時郭臺銘在龍華考察時，站在高地，豪邁地揮著手說：“看得到的地方，我都要了！”

富士康深圳龍華工業園區，后來就是2010年著名的“十三連跳”自殺事件發生的地方，面積近三平方公里。富士康在中國大陸的工廠，遍及半數省市。富士康能夠以很低的價格拿到土地并雇傭工人，而地方政府對富士康則奉為上賓。這其中的原因并不難懂：一個以低廉的成本獲得了豐厚的利潤，另一個解決了就業問題并保證了穩定的稅收。這種合作關系穩定而且默契，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即使在2006年英國的《星期日郵報》率先指責龍華工廠是“血汗工廠”，即使2010年“十三連跳”震驚海內外，仍然擋不住富士康在大陸受到眾星捧月般歡迎。

郭臺銘對富士康的另一大貢獻，是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他自己稱為“CMM模式”（后來又升級為eCMMs模式），精神內核是“做事做全套”。客戶提一個設計思路，其余富士康包圓，垂直整合了設計落地到生產的所有環節。

除了給予客戶方便，“CMM模式”還能帶來別的好處：成本低、工藝好以及交貨時間短。同是做電子產品，普通工廠做到985（98%的產品5天出貨），富士康能做到982。成本的壓縮也到了極致。生產成本太專業就不說了，行政成本被壓得幾乎沒有彈性：工廠不設電梯，洗手間沒有手紙，公司不設車隊。甚至一度傳說，連富士康副總裁的機票，都需要郭臺銘簽字才能報銷。

做減法的思維指導下，富士康做生意大搞“赤字接單黑字出單”，就是接訂單時計算成本為虧損，但生產流程走完卻變成了盈利。靠這一招，富士康從無數代工企業中脫穎而出，搶到了訂單。

富士康就是郭臺銘。它的管理風格、工作模式、市場開拓甚至到財務管理，深深地滲透著郭臺銘性格中的精明、苛刻和細致。

關鍵時刻不能走

郭臺銘恐怕不會真正地離開鴻海。

這不僅因為他繼續持有鴻海9.36%的股票，是鴻海第一大股東，還因為鴻海/富士康正在面臨轉折關口。

存在了45年，對于一家電子產品生產商來說，時間不算短。時代讓富士康強大，卻熬死了富士康從前的大客戶康柏、諾基亞和摩托羅拉，只留下一個個名字勾起回憶。就算是風光一時的蘋果，iPhone手機的全球出貨占比也從高峰時期將近20%下降到了今年第一季度的11.7%。

整個智能手機市場出貨量在2018年下降了4.1%。手機紅利消失。這一行到了吃老本的時代。

鴻海/富士康對于這一變化是有過歷史教訓的。2013年Q1 iPhone出貨量跌了19%，連累鴻海市值跌破萬億元新臺幣。2018年11月iPhone重演類似的故事，再度把鴻海市值拖到萬億元新臺幣以下。

中國大陸的人口紅利也漸趨消失。當初“十三連跳”以富士康給員工加薪告一段落，隨后富士康工廠內遷，尋找更低的人力成本。接下來如果還因人力成本而搬遷，東南亞和印度就成了新的選擇。

就像當年從電視機模具轉型做電腦連接器那樣，鴻海/富士康的轉型迫在眉睫。

沒有什么意外，郭臺銘會延續之前的思路，依賴現有的技術儲備升級業務。升級方向是明確的，叫做“工業互聯網”，依舊做to B的業務。不過在升級的商業路徑上，過去并購的思路可能無法重復。近幾年鴻海做的最大一筆并購，是在2016年以53億美元收購夏普，拿到了它的手機、顯示面板和電視等業務。

面板是鴻海下一步打算發展的業務領域。但鴻海未來的重點業務不在此。

2017年，鴻海試圖收購東芝半導體真正透露出郭臺銘的野心：他根本不甘心要做下游的代工廠，要把手伸到ICT行業的上游。美國西部數據半路狙擊，拿走了東芝半導體，鴻海只買到了東芝PC部分。收購東芝半導體失敗的消息最先被***《工商時報》曝出來，惹得郭臺銘大怒，當眾撕碎了一份《工商時報》。

收購不成，還可以另起爐灶自己做。2015年富士康工業互聯網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注冊地在深圳龍華。天眼查上說它的產品涵蓋“云服務、精密工具、數據中心和工業機器人”。公司在2018年6月以“工業富聯”之名上市時，市值超過4000億元人民幣，為A股市值最大股。雖然不時受到股價破發的困擾，但它2018年的增長良好，與券商的預期相符，中金等券商對它的評價是“正在從‘代工’走向‘帶工’”。

鴻海精密/富士康/富士康工業互聯網股份有限公司（工業富聯）之間股權關系復雜。本圖信息截至2017年12月31日，數據來源：天風證券

雖說是走工業互聯網的高端制造路線，跟從前代工大為不同，但工業富聯還是帶著深刻的富士康傳統基因。例如，它的技術肩負降低現有制造成本的使命。工業富聯正在大搞“熄燈工廠”，用人工智能對工廠的運營成本進行壓縮，本質上還是延續此前降低成本的老路：2019年預計節約10億元。

郭臺銘自己對此感覺良好，對記者說工業富聯是他的“第三次創業”。

這個節骨眼上，郭臺銘不可能將鴻海/富士康的業務放心交給“九龍治水”。富士康已經走到一個新舊交替的時刻。往前走一步，就可以擺脫扣在頭上多年的“代工廠”的帽子，成為智能制造領域的領軍企業。踟躕不進，就只能坐視基本業務萎縮。在此時從政，郭臺銘借機為鴻海/富士康做加法的可能性，很難排除。

2018年，郭臺銘對記者說，鴻海正在轉型，這對公司來說很重要，不能隨意談接班。“往后5年我的身體還OK，5年之內絕不會退休。”他說。

富士康的郭臺銘時代還沒謝幕，董事長誰來做，沒什么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