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為止，三次工業革命改變了人類的生活：第一次是工業生產機械化，第二次是以電力為標志，第三次是由半導體、微電子帶來的大規模制造業。中國在錯過前兩次工業革命，以及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努力追趕之后，該如何應對新工業革命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什么是第四次工業革命

近代歷史中，技術的進步為產業與社會帶來了一次又一次影響深遠的變革，跨越式地重構了我們的商業模式、經濟結構、生活文化以及政治格局，我們稱之為“工業革命”。

第一次工業革命始于十八世紀六十年代，英國棉紡織工哈格里夫斯發明了“珍妮紡紗機”，揭開了機械生產代替手工勞動力的時代。同時，蘇格蘭發明家瓦特成功改良蒸汽發動機，并迅速在采礦、冶金、機器制造以及運輸等行業被廣泛應用，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加速了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人類迎來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從“蒸汽時代”邁進“電氣時代”。該時期出現了一系列有關電力、內燃機、化學、和鋼鐵等的新技術創新：西門子制造了第一臺工業用發電機、愛迪生建立了第一個火力發電站、本茨制造出內燃機驅動的汽車、貝爾發明了有線電話、格拉姆發明了電動機、馬可尼發明了無線電報等等。基礎科學與工業經濟的突破使得部分國家如德國、美國以及日本等取得世界領導地位，同時也導致了激烈的資源爭奪和戰爭。

第三次工業革命發生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半導體、電子集成電路和計算機的發展加速了信息時代的來臨。網絡通信、自動化系統以及互聯網得到了大規模普及，進一步拉近了消費者和生產者以及信息提供者的距離。同時航天技術也得到重大發展，這時期蘇聯和美國首次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

我們當下正在經歷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是指以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生命科學、量子物理、新能源、新材料、虛擬現實等等一系列創新技術引領的范式變革。這場革命正將數字技術、物理技術、生物技術三者有機融合，而相比前三次工業革命，它的發展速度將更快、影響范圍將更廣、程度將更深。

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挑戰

第四次工業革命之所以是“革命”，是因為其發展會帶來顛覆、沖突和社會矛盾。技術本身是中立的，但它的應用卻是“既能載舟亦能覆舟”，既能造福人類卻也能帶來毀滅性的災難。

無可置疑，新興技術正在為我們帶來各種的效率提升和社會進步，并為一些重大的社會問題帶來了新的解決方案。比如說：

精準醫療：為患者提供個性化的治療，提高治療效率，降低醫療成本；

無人機：取代人工運輸，更有效地將重要物資投放到偏遠地區；農業應用：通過精準灌溉提高農作物收成；也能輔助高風險的災區求援工作；

區塊鏈：輔助食品和藥物防偽與全程供應鏈溯源，提高產品安全；

無人駕駛：降低人為失誤的概率，減少如貨車司機疲勞駕駛的風險；

人工智能：推薦算法能有效針對不同的人群提供個性化產品和服務，減低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電腦視覺技術能助力國家安防系統快速抓捕罪犯，也能幫助工廠進行大規模高精度的質量檢查；

物聯網和5G技術：使得城市基礎建設與汽車、樓宇和道路萬物互聯，賦予城市智慧；

機器人：代替人類完成低附加價值、危險和繁瑣重復的工作，釋放人的創意和情商；

但是，科技創新的同時也會帶來各種各樣的社會矛盾與挑戰，使我們重新思考科技與社會的關系。比如說：

就業：機器人和自動化系統會否導致大規模失業？新一代需要學習哪些技能？

倫理：如何應對基因編輯可能導致的定制嬰兒現象？人工智能算法的歧義如何解決？

安全：無人駕駛的安全標準該如何制定？機器人會否作惡？

數據治理：平臺數據的隱私擁有權和使用權該如何定義？如何打通不同行業、平臺和企業的數據壁壘？如何安全有效地共享公共數據，促進公私合作？

包容性：如何確保技術發展不會擴大數字鴻溝，確保老幼弱小都能享受到科技發展的紅利？

監管：科技倫理和社會價值觀的建立應該是企業還是政府監管者的責任？傳統監管機構該如何治理新經濟企業，實現靈活治理？

過去十年，科技發展飛快，大部分企業首先考慮的是“如何活下去”和“如何做強做大”，而大部分的監管者和學者著重的是如何加快推動科技發展。以上問題往往被忽略，淪為企業社會責任的邊緣討論，或者僅僅是科幻電視劇如黑鏡（Black Mirror）以及西部世界（West World）的創作題材。

今天，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無論是社交平臺的信任危機、無人駕駛的安全責任，還是人工智能的數據隱私和歧義，都讓我們開始看到科技快速發展帶來的一些負面后果出現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成為了企業和政府當今面對的最辣手的挑戰之一。當過去一些企業以“蒙眼狂奔”為驕傲，以“不破不立”作為企業文化的座右銘的時候，現在也許是時候思考企業如何不作惡、科技如何向善等問題。對于理解科技的潛在陰暗面，如何規范科技的不確定性、以及怎么制定預防性的政策、前瞻性的標準與治理模式等等，我們需要有更多的深入討論。

中國的角色與責任

不少中國企業會問，“這和我有什么關系？”。我認為理由有三：

（一）第四次工業革命是中國全面彎道超車的難得機會。

盡管中國過去有著著名的“四大發明”，但中國在近代歷史中都并非科技強國，在前三次工業革命中都基本上是追趕者的角色,而英國、德國、美國以及日本成功抓住了工業革命的機會，發展出支柱行業和龍頭企業。在互聯網時代，部分中國企業在科技商業模式創新上成為了世界的領軍者。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中國會繼續擴大基礎科技研發投入、加強科技論文發表以及加大國際專利使用權的投入，目標成為科學研究的主力軍，與其他發達國家并駕齊驅。

（二）中國近年快速發展科技創新的同時也面臨了不少隨之而來的治理挑戰，所有企業都無法避免。

大數據與人工智能將是企業未來的水、電、煤，新經濟企業和傳統企業都同樣面臨著隨時被顛覆淘汰的風險。同時，技術影響深遠，一旦誤用將后患無窮。與西方國家一樣，第四次工業革命也為我國政府、企業和公民社會帶來了各種前所未有的挑戰，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大數據殺熟、算法歧義、平臺責任、內共數據安全、出行安全、兒童保護、內容監管、跨境數據、人工智能倫理道德等等都是在國內科技生態圈越來越普遍的話題。過去，很多創新發展是基于當時缺乏相關法規法律的情況下野蠻生長的。未來，我們需要平衡企業對科技賦能快速增長的渴望以及監管者對創新的不可控性的彷徨，建立互信的溝通機制，推動以人為本的科技發展，使得政策與治理模式與科技快速發展及時同步。

（三）世界期待中國為全球科技治理貢獻有中國特色的治理模式。

隨著更多中國企業發展成全球性企業、初創企業陸續出海尋找新增長點、以及更多海歸人才回國加入優秀本土企業，中國企業更需要思考自身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角色和責任。中國有著全球最復雜的場景以及最豐富的數據，有責任參與甚至引領全球科技治理，發展“中國模式”。

靈活治理對創新科技的重要性

新興技術指數式發展的同時，相關政策、法規、標準和治理模式卻往往滯后。舊有的監管模式未能顧及新經濟和傳統經濟的差異性，各種條條框框阻礙了科技創新，結果導致科技發展和政府監管在某些領域和國家發展成對立的局面，不利于社會進步。

歷史告訴我們科技創新的相關政策制定需要有一定的的前瞻性和合理性：19世紀的倫敦和紐約工業發展迅速，馬車是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紐約就有超過10萬馬匹提供運輸服務。馬匹為當時政府帶來了“馬糞圍城”的社會難題：它們每天排泄的糞便和尿液使得倫敦街道臭烘烘，更造成衛生隱患問題。當時倫敦政府雇傭了近10萬人清理馬糞，在1898年世界各大城市的管理者更在紐約召開了“國際城市計劃會議”，共同討論解決辦法。結果，汽車出現取代了馬車，馬糞問題不復存在。

同樣在19世紀末，機動車的出現為馬車和路人造成了安全隱患，很多人對新興的機械“龐然大物”感到驚恐，馬車夫也擔心汽車會消滅他們的就業機會。英國議會因此制訂了“機動車法案”（又稱“紅旗法案”），規定在公路上行駛的任何機動車都需要有一名攜帶紅旗的人員，在車輛前方50米一邊步行一邊搖旗，負責指導車輛減速和警告接近車輛的行人和騎馬者。隨著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的接納，法案施行了30年后最終被廢除，英國在汽車制造業的發展也被德國和法國趕上。

以上兩個案例提醒我們，制定監管政策的同時不能忽略長遠大局發展和顛覆性技術的出現，要注意不能只聚焦單一趨勢發展線性推演結論，同時要照顧多方利益，制定合理可行的政策建議。

推動公私合作加速全球科技治理

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施瓦布教授早在多年前指出，我們需要所有利益相關者攜手合作才能駕馭第四次工業革命。論壇推動公私合作，通過雙方積極彌補法律漏洞，以共同謀求合作共贏的解決方案。因此，論壇在2017年3月成立了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心網絡，聚焦前沿科技領域如人工智能、精準醫療、無人駕駛、區塊鏈、物聯網與智慧城市、無人機、數字貿易、數據政策、環境科技等九大前沿科技領域，推動公私合作。中心建基于論壇近五十年的會議影響力、地緣政治的思想領導力、以及全球高管政要的網絡，與各國政府、企業、學界等多方利益者共建行業社區，攜手制定前瞻性的行業標準、指引、政策和治理框架，并通過展開試點項目把最佳實踐案例和行業洞見分享和復制到全球各地，目標加快新技術的創新與采用，減少新興技術對社會的負面影響，確保技術成果惠及所有人。

最近，國外越來越多政府、學術研究機構和非營利組織開始關注相關議題。中國“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推進辦公室”今年3月召開了第一次會議，科技部副部長李萌發言并提出“治理問題是人工智能發展中的重要問題”，需要“把握人工智能技術屬性和社會屬性高度融合的特點，注重激勵發展與合理規制的協調，防范和應對可能帶來的風險”。而在早前的“兩會”，中國兩大互聯網巨頭也分別建言，提出“加強科技倫理制度化建設，加快研究新興技術領域的法規問題，加強科技倫理教育宣傳”等等相關建議。

最后，引用中國國家副主席***在世界經濟論壇2019年年會的發言——“當前正在發生的第四次工業革命，速度如此之快、規模如此之大、系統如此之復雜、對人類社會改變如此之深刻，是一次影響更為深遠的全球化進程。要以全人類命運與共的視野和遠見，共同構建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的全球架構”。我期待中國積極參與全球科技治理，共擔時代責任，共促全球發展，實現“科技向善”，進一步落實構建全球命運共同體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