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執掌一個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教授凱特?克勞福德(Kate Crawford)，開始研究極受歡迎的亞馬遜(Amazon) Echo設備的“黑箱”流程。

克勞福德所做的并不是你可能想象的那種人工智能研究——即研究算法、計算系統等等。她與塞爾維亞學者弗拉丹?喬勒(Vladan Joler)合作，繪制支持Alexa（與Echo用戶對話的人工智能助理）的供應鏈、原材料、數據和勞動力的地圖。

這項任務非常艱巨，以至于喬勒和克勞福德承認，他們的地圖“人工智能系統解剖圖”只是第一步。結果既令人不寒而栗又具有挑戰性。因為地圖顯示，當代西方社會對于其技術渴求的真正代價一無所知。

我們嚴重依賴數字設備，而且經常把它們視為脫離實體的進步的奇跡。人工智能的技術含量似乎如此之高，以至于我們把它說得好像它超脫于“真實”的有形世界。但克勞福德和喬勒認為，這與真相差得很遠：科技設備和人工智能無法在不消耗大量能源和難以采掘的礦物的情況下發揮作用，而供應這些礦物具有巨大的環境代價。還有巨大的人力代價，付出這種代價的是一支合同工大軍，他們通過給內容貼標簽和分析圖像來協助“機器學習”。

“Alexa帶來方便的每個微小時刻——不管是回答問題、開燈還是播放歌曲——都需要一個巨大的星際網絡，而推動這個網絡的是不可再生原材料的采掘、勞動力和數據，”克勞福德和喬勒寫道，“完整地列出這些成本是近乎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們要理解和管理貫穿我們生活的技術基礎設施，那么我們明白規模和范圍就越來越重要。”

其他研究人員也在探索這個領域。微軟(Microsoft)研究部門的人類學家瑪麗?格雷(Mary Gray)和計算社會科學家希達斯?蘇瑞(Siddarth Suri)就是一例。他們最近試圖記錄“幽靈工人”(ghost worker)的生活，這些人在亞馬遜、Facebook、谷歌(Google)和微軟等科技公司發揮著重要但基本上不為人知的作用：審核內容、回答咨詢、維護網站并執行其他日常任務。

與克勞福德和喬勒一樣，格雷和蘇瑞發現進行這種研究極其困難。然而在4月份，他們在《幽靈工作：如何阻止硅谷催生一個新的全球下層階級》(Ghost Work: How to Stop Silicon Valley from Building a New Global Underclass)一書中發表了調查結果。他們描寫的規模令人震驚。這種工作的糟糕條件也是驚人的。但更引人注目的是，我們對于這些不為人知的數百萬工作者的討論是多么地少。當我們想到“科技員工”時，我們往往想到的是硅谷那些地位高的極客；我們很少討論那些每天登錄、執行對Alexa和其他人工智能的平穩運行至關重要的職能的印度人和菲律賓人。

為什么？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咎于地理位置：稀土金屬的開采距離西方消費者非常遙遠，位于中國江西或玻利維亞的烏尤尼鹽沼(Salar de Uyuni)等地。因此，人們很容易忽視環境代價或勞動條件。類似地，格雷和蘇瑞研究的很多“幽靈工人”位于西方人看不見的發展中國家。

全球供應鏈非常復雜，就連科技巨頭也難以理解。克勞福德和喬勒認為：“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調查和追蹤當代生產鏈流程的困難性，英特爾(Intel)花費4年多時間了解其供應鏈，以確保其微處理器產品不包含來自剛果的鉭（一種稀有金屬）。”

然而，我認為還有一個問題：文化。在某種意義上，似乎并令人不意外的是，我們對于現代科技中的剝削模式視若不見。西方消費文化同樣無視時裝和食品等“有形”商品的全球供應鏈的骯臟薄弱環節。但我認為，科技看似脫離實體的特點讓我們變得更加短視，因為我們被鼓勵形成的印象是，人工智能近乎“漂浮”在人類和地球之上。

人們可能很容易認為，缺乏透明度是科技億萬富豪們故意杜撰出來的情節。但那些硅谷高管自己也受到視野狹窄和盲點的制約。在科技界（就像在金融業或者我們生活中的其他領域一樣），很多隱藏在光天化日之下；或者至少只有我們注視時它才能被看到。

因此，我這里有兩個小建議。首先，所有依賴現代網絡設備的人都應花些時間看看那張Alexa地圖，哪怕只是驚嘆于我們手中設備背后的復雜性也好。第二，Alexa（以及虛擬助理）應該被教會“回答”有關全球供應鏈的問題——如果被問起的話。沒錯，亞馬遜可能不喜歡這個主意（而且尚不清楚有多少人可能真的會提這個問題）。但如果Alexa可以回答“真正讓你運轉的是什么？”這個問題，那將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小步。更好的是給出一個誠實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