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人臉識別系統已經廣泛應用于安檢系統、商業金融、監控管理、出入考勤等領域，隨著人臉識別應用領域越來越多，應用場景越來越細化，人們對人臉識別帶來的個人隱私保護、技術倫理等問題產生了越來越多的擔憂。

知名歌手張學友有了一個新的封號：“逃犯克星”。今年以來，已經先后有5名逃犯在其演唱會上因被人臉識別系統識別而落網。

山東人于某系網上在逃人員。今年5月20日，張學友在浙江嘉興體育館舉辦個人演唱會，于某隨著人群進入人臉識別安檢門后，僅幾分鐘，安檢門就發出警報，確認于某為在逃人員。原來，早在2015年，于某在山東詐騙了總價值11萬余元的土豆并在逃至今。

這也是在張學友今年演唱會上，第三次抓到在逃人員。之后的6月9日晚，張學友浙江金華演唱會上，金華警方又抓獲了兩名在逃人員。

近年來，人臉識別技術已經逐漸融入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們對于人臉識別安檢、人臉識別解鎖手機、人臉識別完成支付等場景已經習以為常。

但是，隨著人臉識別應用領域越來越多，應用場景越來越細化，人們對人臉識別帶來的個人隱私保護問題、技術倫理問題等產生了越來越多的擔憂。

“看臉”的時代

目前，人臉識別系統已經廣泛應用于安檢系統、商業金融、監控管理、出入考勤等領域，人們正在逐步進入一個“看臉”的時代。

特別是安防領域，自2016年年底以來，北京、廣州等各大城市的火車站相繼配備了人臉識別閘機，將身份證和車票放置在指定掃描區域，再通過攝像頭的掃描比對，僅需幾秒鐘，乘客就可以進站。

此外，海關、機場、酒店等人流量較為密集的公共場合，都能夠見到人臉識別系統的身影。明星演唱會上通過人臉識別技術抓到逃犯看似新奇，但目前也并不是什么新鮮事了。

根據中國工控網的報道，去年下旬在昆明舉行的2017南亞東南亞國家商品展暨投資貿易洽談會上，通過9個安檢口以及現場42臺人臉攝像機，在展會上抓獲全國在逃人員5人，查獲攜帶毒品的前科人員1人，發現并處置扒竊前科人員5人，查獲冒用他人參展證入場人員1人，核查其他重點布控人員328人。同時，館內扒竊警情較去年同期下降70.8％。

出門不用帶錢包，一個手機就能到處吃喝玩樂……手機支付的普及極大地方便了我們的生活。同時，隨著AI（人工智能）和人臉識別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刷臉支付業已成為現實，雖然還沒有普及，但極有可能成為支付領域的下一個風口。

2015年3月17日，在德國漢諾威電子展的開幕儀式上，馬云當著國務院原副***馬凱和德國***默克爾的面，在自己網站上買了一枚20歐元的1948年漢諾威電子展紀念郵票，然后，他通過人臉識別付了錢。

時隔兩年后，支付寶的刷臉支付才正式應用于商業支付領域。2017年9月，支付寶在杭州肯德基KPRO餐廳上線刷臉支付。只要通過“刷臉+手機號”的形式，就可以直接完成支付了。

而蘋果公司新型手機iPhone X的發售，則帶來了人臉識別應用于手機的另一個熱潮。這款手機獨有的Face ID功能可以用于人臉解鎖，也可以用于手機支付。這一功能的上線也使得人臉識別這一高科技概念通過手機屏幕與人們進一步接觸。華為、小米、vivo等手機生產商也都紛紛在自己的手機里上線了自己的人臉識別系統。

入侵的“第三只眼”

在安防領域，人臉識別系統被譽為安檢員的“第三只眼”，然而當下，人臉識別系統應用的領域不僅更加廣泛，也更加細化，并且逐漸入侵到私人生活領域，引發了較大的爭議。

今年3月底，杭州市某中學開始在試點班級的教室中安裝一種“智慧課堂行為分析系統”，這一系統可以用來進行刷臉點名，并且可以通過人臉識別系統統計和分析學生的表情和上課狀態。

據了解，該系統的攝像頭在上課期間每隔30秒進行一次掃描，采集學生6種行為和7種表情。校方相關負責人表示，目前僅“學生趴桌子”一項為負分行為。若此類不專注行為達到一定分值，系統就會向顯示屏推送提醒，任課教師可根據提醒進行教學管理，而顯示屏僅任課教師可見。據了解，該學校計劃今年暑假內，完成該系統在學校內所有教室的布置。

據新京報報道，該校副校長曾表示，這套系統所采集的只是學生行為狀態信息，進而轉換成代碼進行分析，而不是課堂錄像，不涉及學生們的隱私。此外，該系統最主要的作用是簡化考勤制度，用刷臉代替傳統意義上的口頭點名和刷卡，課堂學生行為統計分析屬附加功能，“現在應該說連（考評）參考都談不上。”

不過，這樣的智慧監控系統對于未成年的中小學生來說，也有可能造成心理上的負面影響。北大六院兒童病房主任曹慶久在此前國家衛健委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上指出，很多青春期的孩子正處于自我意識快速發展的階段，要求有隱私權，要求得到別人的尊重，要求得到別人的信任。如果裝監控系統是為監測孩子注意力，往往會引起孩子的反感，所以要注意對孩子心理方面的影響。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表示，這類智慧監控系統極有可能影響孩子人格健康發展。熊丙奇認為，這樣的監控系統可能會給孩子造成一定的心理問題，諸如表演型人格等，“其實就是把孩子當做犯人來管”。

而該校學生對于這一系統的態度也是褒貶不一，有學生認為這一系統能很真實地反映課堂狀態，也有學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略帶苦笑和無奈地說：“一直被監控著很難受。”

此外，2017年3月，為防止游人過度使用免費廁紙，北京市天壇公園安裝了6臺人臉識別取廁紙機。要取紙的游客，只需要站在特定識別區內十幾秒鐘，就可以取紙了。9分鐘內，一個游客只能完成一次取紙。隨后，全國各地不少景區也都引進了人臉識別取廁紙機。

據了解，這樣的取廁紙機器確實有效減少了廁紙的損耗，但有評論認為，公共廁紙被偷是道德問題，但是卻不得不使用這樣的“黑科技”來減少廁紙損耗，不僅反映的是社會誠信的缺失，也抬高了社會成本，有些“大材小用”。

另外，人臉識別技術在應用過程中，也在不斷沖擊個人隱私和公共領域安全的邊界。

近日，深圳交警在國內率先推行“刷臉”執法。雖然深圳方面表示不會將違法信息對社會公布，也不會公布交通違法者的身份信息，提供查詢等等，但是在一些應用人臉識別執法的城市和地區，卻已經實行或計劃實行闖紅燈個人信息曝光、闖紅燈與信用狀況掛鉤等措施。這加劇了人們對個人隱私問題的擔憂。

賽迪智庫軟件產業研究所專家何明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人臉識別技術應用中面臨的這種關乎個人隱私權與社會秩序、未成年人教育等公共利益之間的沖突并不是新問題，而是由來已久。這涉及權利沖突、利益沖突等深層次問題，只是由于人臉識別這種新型技術由于直接采集并使用個人影像數據，極容易侵犯到個人隱私，從而使得這些沖突變得更為凸顯，成為人們日益關注的焦點。

“人臉識別”走向何方

人臉識別技術的日漸普及，所帶來的道德和法律問題亟須進一步探討和解決。

“我想中國人可以更加開放，對隱私問題沒有那么敏感，如果他們愿意用隱私交換便捷性，很多情況下他們是愿意的，那我們就可以用數據做一些事情。”在今年3月份舉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百度公司總裁李彥宏的這段話曾引起巨大的爭議。

不過，李彥宏的發言其實還有后半句：“但我們要遵循一定的原則，如果數據會使用者收益，他也愿意，我們就會去做，這是我們的基本原則，這就是什么該做的，什么不該做。”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劉遠舉在其文章中也曾提到，用隱私的代價去換取方便，選擇權在個人的時候，還可以視為一種個體選擇，個人有選擇付出隱私的自由，這無可厚非。但劉遠舉認為，教室監控面部表情，人行橫道線用面部識別等，并不能算是個人的選擇，而是相對更強勢的學校、公權力機關的一種強制性的行為。

此外，劉遠舉在其文章中也表達了另一種擔憂。他認為，各個領域引入人臉識別，會使得公眾對這一技術變得麻木。這就會使得在后續中，這種技術會不斷在其他領域使用，規模效應又會導致其更大規模地進入各個領域，而需求規模也會反過來拉低經濟成本，建立起一個更大、更廉價、更靈敏的識別數據庫以及相應的硬件系統。這樣的系統可能會無處不在，從而在現實中，人臉識別離被濫用，就只有一步之遙。

“對于人臉識別技術所涉及的法律及道德問題，人臉識別的利用必須堅持于法有據，謹慎對待其可能觸及到的道德倫理風險，在不侵犯個人權益、社會利益的前提下，在社會道德倫理以及公民意識可接受的范圍內逐步拓展其社會應用。”何明智說。

何明智認為，由于人臉識別采集和利用的都是人像數據這種具有人類生物識別特征的關鍵信息，如果過度使用或者濫用，甚至可能引發更為嚴峻的信息安全問題。

因此，何明智表示，有必要對人臉識別的應用主體和應用領域加以限制。在主體方面，應圍繞人臉識別的應用技術標準、安全標準，依據相關法律法規，為其應用主體設定資格條件；在應用領域方面，應當針對安防、金融、電商、支付、民生等不同應用領域及其重要性進行安全風險評估，逐步拓展應用范圍，謹慎對待其在社會生活領域應用時所面臨的道德倫理風險。此外，還應加強人臉識別技術應用的監督、評估、備案、審核，構建人臉識別的監管體系，保證其應用發展的安全可控。

在人臉識別的法律法規建設層面上，何明智認為，首先應加快制定與個人信息保護相關的法律法規，確立個人信息控制權、刪除權、遺忘權等信息基本權利，建立健全個人對信息權利的投訴和救濟機制。

其次，應加快推進大數據相關立法，推動出臺電信和互聯網行業數據安全保護指導意見，規范企業對個人影像數據采集、傳輸、存儲及使用的權利和義務，落實數據生命周期各環節的安全主體責任，促進人臉識別數據流通及交易市場法治化。

“另外，也要加速推進《網絡安全法》配套規定出臺，明確網絡等級的劃分標準、網絡安全的層級、網絡安全監督檢查的主體等規定，依據人臉識別的特定應用領域，制定兼顧信息技術與信息安全平衡發展的法律規范。”何明智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