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的2019世界發展報告（草案），從新興技術的社會影響出發，盤點勞動力市場的再培訓、再就業需求，以及資本、政府的社會職責。

近十年，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技術爆炸正在重塑新一輪社會經濟格局。這些創新極大地改變了就業市場形勢，也引發了社會各界對于未來工作的思考和探討。

今天，我們推薦來自世界銀行的2019世界發展報告（草案），從新興技術的社會影響出發，盤點勞動力市場的再培訓、再就業需求，以及資本、政府的社會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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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報告干貨：

1 變革與失業

關于技術變革導致的失業擔憂從來就沒有停止過。馬克思認為，機器不僅是工人們的競爭對手，而且總是在制造問題，它是壓制罷工的最有力武器；經濟學家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1年警告稱，技術的發展將帶來普遍的失業問題。

▲各國自動化可能對就業帶來沖擊的情況預估

盡管如此，技術仍然馬不停蹄的發展，提高著全球的生活水平，延長著預期壽命，基礎醫療和教育進一步普及，人均收入（對于大多數而言）是增加的，全球被更緊密的聯系起來，人們的觀點開始發生變化。

根據歐盟2017年3月的一項調研顯示：74%的受訪者認為技術將有利于就業，64%的人認為技術將促進社會發展，67%的人認為技術將改善生活品質。

▲歐盟調研《對數字化和自動化的影響的態度》（第一問：最近的數字科技在經濟、社會和生活質量上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

2 制造業遷移的“末班車”

發達經濟體和中等收入國家的自動化正在導致制造業的下崗現象，那些負責例行任務的工人是最容易被新技術取代的，相應的，技術催生的新工種需求又往往需要高級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

▲人力資本指數（評估方式：出生/存活率、教育、健康）

因此，在缺乏補貼政策的發達經濟體，工人們被迫選擇低工資或者暫時失業。與此同時，自動化侵蝕了廉價勞動力市場的吸引力，導致非洲或南亞的制造業就業沒能被建立起來。

在這種工作本質的變化中，勞動力供求的平衡遭到了破壞。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中東和南亞，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加入勞動力市場，卻面臨著不確定的市場需求。大型正式私營企業仍然太少，且他們的發展仍然受到貿易壁壘、國內偏見、技術發展緩慢等問題的阻礙。

而發展中國家勞動力市場最大的擔心，來自自動化對開放貿易的就業利益、投資等帶來的沖擊。換句話說，一些非洲和南亞國家無法再走中國和越南的路，朝著工業國家發展了。

此外，發展中國家還需要關注面向出口的服務部門建設，以實現人力資源積累，為商業需求建立基礎設施以及配套的法規和稅收制度等，從而創造正式就業。

3 過渡恐慌與誤解

上述“程式化”的技術取代勞動力的論調主宰了新時代工作本質的討論，但研究表明，其中只有一部分是對的。

▲制造業就業在全球范圍內穩定

工業化靠等產業轉移？

首先，持續引發社會恐慌情緒的所謂的工人末日（機器人取代工人）并不準確，技術對崗位的威脅被夸大了。歷史不斷地給我們上課：技術進步不會是工人末日；制造業就業數據也表明，即便美國這樣的發達經濟體制造業就業機會在流失，但中國和越南提供了更多的工作。

▲機械化和創新的力量將塑造就業

▲機械化和全球化對整體就業的影響

高收入國家，比如新加披、西班牙、葡萄牙，制造業就業率確實比1991年下跌了10%多，但相應的，服務業就業率在上升。低收入國家，則從1991年開始（到2017年），制造業在勞動力就業中的比重就一直在10%穩定，中上等收入國家這一比重維持在23%左右，中下等收入國家的這一比重（由于貿易開放和收入/需求增加）則經歷了16.4%到18.8%的提升。

典型的處于“工業化”進程中的國家有：越南，在1991和2017之間制造業就業的比例從9%上升到25%；老撾，制造業就業的比例從3.2%上升到9.7%。在此期間，這些國家迅速提升人力資本，把高技能的年輕工人結合新技術升級生產。

可以說，人力資本結合技術的升級是這些國家贏過同樣發展基礎國家，推進工業化/制造業就業穩健增長的主要原因。

▲新興經濟體中人力資本在形成生產力和提高工資方面的作用

工作本質變化的背后是兩種驅動力。一方面，連通成本的下降意味著發達經濟體偏向資本密集型出口，發展中經濟體偏向勞動力密集型出口；另一方面，收入的增加意味著消費的升級，新產品數量也在增加。這兩種力量增加了對勞動力的整體需求，進一步增加了財政。

▲高、低技能工人的薪酬差距

技能要求升級致貧富差擴大？

技術正在重塑工作所需的技能。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對于認知技能、專業化（job-specific）技能、社會情感（socio-emotional）技能的工作需求正在暴漲。此外，數據表明，技術進展將增加對高技能職工的需求，低端技術人員的勞動力市場將會蕭條。

技術，特別是社會媒體，被認為致使了很多經濟體收入不平等/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但這并沒有數據支持。

最新評估顯示，在相當多的發達經濟體收入不平等現象一直在上升（30個國家中有11個），新興經濟體（亞美尼亞、保加利亞、喀麥隆和土耳其）的收入不平等反而在下降或持平（2008到2015年間41個國家中有37個）。

在巴西，基尼指數從1993年的60.12降到了2014年的51，同期，十強納稅占整體稅前收入的比重從56%降到了55%。由于中學和大專教育的擴招，推動了人力資本的發展，賦予了更多的正是就業，是這一趨勢的解釋。與從同時，社會安全網絡（social safety nets）的擴張也為窮人提供了支持。

▲各領域，男性的在職數量超過女性

在俄羅斯，也出現了類似的趨勢：2007和2015之間，基尼指數從42下降到38，十強納稅占整體稅前收入的比重從52%下降到47%。這段時間里, 小公司提供了更多的就業，促使大公司提高工資水平。與此同時，提高工人的總體教育水平，特別是女性工人，加上整體技能溢價的降低，也減少了不平等。

當然，在過去十年中，也有一些發展中經濟體的不平等現象有所上升。喀麥隆的基尼指數從2007年的43上升到2014年的47，這主要是因為脆弱的商業環境、投資環境和農業生產力，以及礦物燃料出口的增加，助長了不平等現象的擴大。

無保障零工時代來臨？

到2030年，人跟工作的關系會變得更主動，不是人找工作，而是工作找人，也就是零工經濟（gig economy）：公司/組織尋找獨立的工作者合作短期項目，工作形式更為靈活并允許遠距離工作。

對此，人們開始擔心工作/社會保障問題。

德國的數據顯示，活躍的零工經濟占比不到0.8%，全球自由職業者約8400萬（不到35億勞動力市場的3%）；此外，部分自由職業者并不完全自由，他們有傳統職業（在美國，這類自由職業者占三分之二），兼職自由工作只是為了創收；而在注的自由職業者中，并不都是活躍的（在澳大利亞，真正接活兒的在注自由職業者也就10%）。

換言之，自由職業并沒有成為主流趨勢，自由職業的增加只占勞動力市場的很小一部分，它們只是相比于傳統的非正式合同更讓人能夠接受，且能夠作為創收形式。

▲非正式工作比正式工作提供的報酬更低

非正式性亟待改善

過去二十年，在發展中經濟體中，非正式的情況沒有大幅度減少。盡管商業環境在優化，但有些地區的非正式工作依然存在，部分發展中經濟體的比例甚至達到了90%（贊比亞和馬達加斯加等國家的非正式工作情況約占80%），新興經濟體的比例也有55%。

▲在大多數新興經濟體中，非正式性仍然存在

就算工作本質在改變，部分國家的非正式工作占比也沒有變化，甚至增加：秘魯過去30年穩在75%，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在2000到2016年也穩在75%，南亞更是從世紀初的50%漲到（2010-2016年的）60%。

在全球，工人的非正式合同和缺乏社會保護等問題亟待改善。

▲超過一半的工人在非正規經濟中（選定的國家）

4 十一條政府建議

以下是世行針對，技術變革引發的工作本質變化，給政府支招的11條建議：

1、凝聚個人、企業、政府的力量，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增加適應性的溢價），未來將對認知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不僅是簡單的認字和算術），依靠人際互動（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的工作不會輕易被機器取代。

▲各國學校一年產生的人力資本差異很大

2、發展中國家應當重視人力資本投資，這種投資不足造成的工種與勞動力不適應性將耗費昂貴的經濟代價，降低全球競爭力，進一步加劇收入不平等，故而可能引發國家震蕩。

3、利用兒童早期教育（義務教育）進行的人力資本投資，這是一個最為未來勞動力市場建立有價值技能的有效方法，并能推進工作合約正式化。同時，政府還應部署高等教育和成人學習。

▲大腦從經驗中學習的能力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減少

▲在許多國家，來自弱勢背景的兒童最不可能參加兒童早期教育計劃

4、各國沒有迫切的人力資本投資欲可能是因為缺乏明確的投資回報研究，目前幾乎沒有公開的關于衛生和教育系統是否正在產生人力資本的數據。對此，世行建立人力資本項目，旨在推動各國政府加強對人力資本的投資。

▲不斷變化的工作環境中的社會保護和勞動制度

5、政府應通過社會援助保護公民利益，并依據工作性質變化設置合理的保險制度，勞動法規可以采用“漸進式”概念，考慮非正式工作性，方式更靈活，以促進工作轉換。

▲新技術擴張所需的時間越來越短

6、目前的社會契約在大多數發展中經濟體中都被打破，一些發達國家似乎也在拋棄舊模式。因此個人需要關注人力資本投資，尋求更好的工作機會，改善新生兒/兒童的就業前景。

7、必須嚴格社會契約，特別是富人納稅環節。這聽起來無需一提，但事實上很多國家明明可以做得更好。

▲發展中經濟體的稅收收入必須增加

8、平均而言，跨國公司僅在司法管轄區報告近60%的總收入的報告，有效稅率低于5%。全球稅收制度的結構允許跨國公司從事基礎侵蝕和利潤轉移。經合組織（OECD）估計，世界各國政府每年錯過了100到2400億美元。

9、數字商業生態下的避稅問題演變的更重。企業收入稅收規則，包括雙邊所得稅條約，是建立在物理存在。這意味著, 數字平臺公司位于一個 (低稅) 國家向另一個 (高稅收) 國家的消費者提供在線服務有一個不公平的優勢。

▲在線平臺與它們的線下競爭者們

10、政府必須制止避稅，重新審議稅法，遏制企業鉆雙邊貿易的稅收差空子，（通過G20）修改國際稅收規則，發展新的數字經濟征稅方式。

11、發展中經濟體的稅收僅是發達經濟體的一把，這使得政府無法提供上述需要的社會保障、人力資源投資等。對此，有幾個常用的解決辦法：征收或增加煙草和碳稅，使跨國公司或平臺支付與在其他國家同等份額的公司稅，取消一些國家的增值稅免稅，取消針對別國的能源補貼等。

隨著技術變革周期的縮短，新技術的推廣不再像過去那樣需要半個世紀甚至一個世紀之久，這意味著技術變革過渡期舊工作模式需要更快的轉變為新的工作模式。數字化和自動化時代的工作本質是工作技能要求的提高，特別是認知技能、社交情感技能等，這也就對新時期的人力資本投資做出了要求。沒能搭上低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轉移的工業化快車的發展中國家，必須抓緊調整本國的教育體系、稅收體系和保障體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