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航天領域工作了33年，陳大吾對衛星和導彈如數家珍，經常跑的地方是酒泉、西昌、太原和海南發射基地。他現在是上海航天衛星應用有限公司總經理，也是履職4年的上海市政協委員，借助政協的平臺，他得以關注到更廣泛的科技領域議題，調研腳步也踏遍了杭州、無錫、蘇州、南京等城市的科技園區和學校，每年都有關于長三角科技創新體系建設的提案。

從“卡脖子”的芯片說起

采訪從美國對華為的新禁令生效說起，在陳大吾看來，華為之所以顯得被動，是因為芯片制造環節遭遇了嚴重的“卡脖子”，無法買到利用美國技術生產的芯片，直接給生產和運營帶來了很大困難。

陳大吾說：“我國芯片受制于人，是由于精密制造、精細化工、精密材料等工業基礎方面能力不足。當精度從微米深入納米后，中國就無法跟上世界頂尖企業的步伐，差距逐漸拉大。”

作為科技工作者，他深知，改革開放以來，很多行業奉行“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租不如仿”，希望能用更省事的辦法解決問題，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創新的源動力也丟掉了。面對如今的國際局勢，更多人意識到，核心技術是買不來的，最終還是要靠自我創新來解決的。

“上世紀60年代初，國家最困難時期，錢學森、錢三強那一批老科學家把兩彈一星和好多高科技研制了出來。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也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經驗。”講起那個為祖國鑄核盾的年代，陳大吾頻頻提及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現在也一樣，只有進行顛覆式創新，才能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科技發展道路。”

他認為，如果結合“十四五”規劃，像當年攻克“兩彈一星”一樣，抓住具體領域，集聚一批人才，做好產業或技術分工，就會有一定的科技突破。

比如為了做出大規模集成芯片，就可以整合國內現有的產業資源，利用好人才和市場優勢，將設計、驗證、工藝、材料、制造設備、工裝夾具、檢測設備、軟件、應用系統等全鏈條產業分工細化，形成創新鏈路，那么突破短板用不了很久。

在這一點上，長三角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這里集聚著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上海有優秀的芯片設計人才，浙江有領先的設備制造工藝，江蘇和安徽也都有上下游企業，如果能進行全面布局，將有利于攻堅克難。

完善長三角創新體系

可全面布局沒有那么簡單。履職的這幾年，陳大吾調研了很多長三角所有的科技園區和大學，他發現，三省一市在科研領域發展迅猛，但也自成體系，競爭激烈。

陳大吾掰起指頭細數：浙江有之江實驗室、良渚實驗室、湖畔實驗室、西湖實驗室等創新型科研機構；江蘇以大學的國家級實驗室為基礎，結合產學研，培養了與產業緊密結合的重點實驗室，實驗室規模是國內第一；安徽依托于合肥綜合性國家科技中心、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在智能語音、量子技術、氫燃料、液晶技術領域引領國內發展。

一通排摸下來，各地都實力強勁，可細究產業布局，其實還是散沙一片。表面上，長三角一體化已經成為共識，但地域文化差異、各地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各級部門考核的指標要求，都會左右競爭節奏。

在激烈的競爭壓力中進行科研攻關，就算是政府支持的項目，也被嚴格考核，三五年沒有產出，將會中斷或減少資助，而各類科創基金和風險投資，更是帶著很強的功利性，孜孜以求利潤的高增長。陳大吾擔心：“引領性科研的風險不可控，時間也不確定，前期確實很難有產出，如果沒有持續投入，進行長周期研發的團隊就會遇到融資難的局面。”

他舉例，在芯片生產過程中，光刻是至關重要的一環，光刻的精度高了，芯片制造工藝就能提高。光刻膠，正是這道工藝里的一個重要材料，這種膠受到溫度、酸堿度等幾十種條件的限制，膠的純度與制造環境和流程相關，不同光刻精度對膠的要求也不一樣。

在這個領域，日本的幾家公司占據著全球87%的份額，而我國光刻膠的制造目前依托原先的一些代工工廠進行研制，才剛剛起步。陳大吾說：“日本的企業整整研究了50年，把這款膠做到了世界頂級，這樣漫長的研發期在國內是很難想象的。”

陳大吾研發經驗豐富，他明白，化學實驗沒有捷徑，就是通過一次次嘗試，才能找到最好的材料。在他眾多“硬核”專利中，有一款比較“輕量”的——井蓋智能監控裝置，只有兩個煙盒大小，裝在井蓋下方，里面裝有定位系統和壓力傳感器，一旦壓力撤銷，就會自動報警。如果井蓋因為發大水或被盜而丟失，就能及時提醒，讓路人免遭危險，現在很多城市都安裝了這個裝置。

這個發明看似簡單，但團隊也經過了反復實驗，窨井下面腐蝕性氣體多，材料既要防水、防腐、還要有良好的密封性，否則很可能損壞失靈，所以材料配比進行了多次修改，直至效果最佳。

重大科研領域更是需要持久投入精力，陳大吾和多位政協委員聯名建議，優選出長三角區域重點發展的產業，按區域特點和人才優勢進行合理規劃，由政府搭建公共研發平臺，配備重大試驗裝備和測試儀器，整個長三角區域分工合作，重點支持青年團隊投入長時間的基礎研發，創造有利于產業良性發展的生態環境。

讓科技人才走得穩走得久

上海要打造創新策源地，人才是關鍵。這已是共識。但陳大吾認為，“這種人才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一般人才，應該有像錢學森那樣‘一個人能頂五個師’的學術泰斗級人物。”

“長久以來，我國大部分領域的發展都是跟隨式的，很多優秀的科研人員，雖然能在具體的專項里鉆得很深，但難有宏觀層面的突破。有了領頭人，才可能有在國際上叫得響的領域，以及和他國對談的底氣。”結合在工作中的思考，他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轉變人才培養的思路。

拋棄學而優則仕的思想，把科技人才和干部的培養路徑分開，這一點很重要，“要鼓勵科技工作者靜下心來研究科學問題，科技人才只有深入一線，產業才能有具備核心競爭力的可能”。

從他最熟悉的北斗平臺來說，這些年，從導航到農林牧漁、電力傳輸、防災減災，隨著全球組網完成，北斗更是無處不在、觸手可及了，這些都離不了深深扎根祖國大地的科研人員，陳大吾說：“北斗的應用只受想象力限制，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

現在，應用北斗的海上救援產品已經在最后測試了，陳大吾介紹，通過給救生衣中安裝定位和聲光報警裝置，如果有人落水，位置信息會被即時傳到后臺；救援進行時，風浪大的地方可以出動無人船，能搜救5米深的水域。在生活中，定位芯片還被安裝在鞋里，以提供走失的老人或小孩的位置。但是，鞋里的芯片100多塊錢，而救生衣中集成模塊的成本則數倍于它。

“話又說回去了，只有我們造出集成芯片，它普及之后，成本才會降低，所以必須進行攻關，要攻關就急需人才。”在他看來，本土的戰略性人才之所以培養不出來，很大程度是因為應試教育培養的是快速記憶的能力，而非創造力。他認為，“科技創新需要海闊天空的想象，需要天才少年的靈光乍現”，所以對有非常規思維的學生，可以通過啟發式教育，培養他們系統思考問題的能力，并通過國際交流，引領他們探索世界最前沿的學術問題。

能不能學習西南聯大的模式？陳大吾說出自己的設想，在長三角區域，建立一個高層次人才培養平臺，打破研究所和高校間的區域劃分，規定由區域內的院士和學術帶頭人在平臺上公開講學，并進行考核。“今年是一個轉折的節點，如果能靜下心來，加大基礎研究投入，用十年左右培養出一批頂尖人才，重點科技領域的真正突破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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