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被頻繁提及的韌性城市，在此之前經歷了很長時間的理解、消化、研究的過程，早在2013年洛克菲勒基金會就啟動了“全球100韌性城市項目”，將城市韌性定義為城市中的個人、社區、機構、企業和系統在各種慢性壓力和急性沖擊之下存活、恢復適應和持續發展的能力。其中，慢性壓力指長期風險，如貧困、失業率、基礎設施、污染等。急性沖擊指突發性劇烈事件，如海嘯、颶風、瘟疫、地震等。

從這個角度而言，城市韌性就像人體一樣，看其是否抗風險、抗打擊，是否可以很好的復原。2015年，聯合國在可持續目標中明確提出“建設包容、安全、有韌性的城市及人類居住區”，2016年10月，聯合國人居三大會則進一步將“韌性城市”作為《新城市議程》的創新內容。由此可見，韌性城市已成為未來城市發展建設的重要思路，而這點也是我們世界經濟論壇所奮斗的目標之一。

新冠疫情對城市和社會發展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在克勞斯·施瓦布教授的新書《后疫情時代- 大重構》中提到，新冠病毒大流行引發了現代史上空前的全球性危機。對人類而言，這一影響將持續多年，許多事情都將永遠改變。新冠疫情正在嚴重破壞經濟，使社會、地緣政治等多個領域陷入危險與動蕩，引發人們對環境問題的深刻關注，也讓技術廣泛進入我們的生活（這一影響是好是壞，我們現在還無從判斷）。面對這些變革帶來的影響，任何國家和城市都無法置身事外。

總結一下在后疫情時代城市面臨如下挑戰：

其一就是衛生系統韌性不足。未來城市的公共衛生系統、醫療系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疫情期間，各國均出現了重癥監護病房、呼吸機以及防護資源嚴重不足的情況，同時，醫療資源分布不均衡、醫護人員短缺等問題也制約著疫情防控局勢。因此在后疫情時期，完善城市衛生體系建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亟需在國家和地區層面建立具有韌性的衛生系統。

第二個挑戰就是弱勢群體受到巨大沖擊，在這種社會經濟脆弱的情況下，封鎖政策可能會加劇健康不平等，產生貧困與健康不良間的惡性循環。比如在印度，由于80%以上的勞動力在非正規部門就業，三分之一的人從事臨時工工作，因此封鎖政策對這些人群的影響尤為嚴重，人們因此失去了生計來源，導致食物、住房、衛生和其他基本必需品缺乏。世界經濟論壇《2020未來就業報告》中指出，不平等可能因技術和大流行病衰退的雙重影響而加劇。在經濟收縮的第一階段，低收入工人、婦女和年輕工人的工作受到了更嚴重的影響。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教育水平較低的個人的影響相比，COVID-19危機的影響要嚴重得多，也更有可能加深現有的不平等。

第三個挑戰是失業率攀升。由于疫情期間工作崗位減少，對于很多存款特別少、靠工資存活的勞動力而言，失業是非常大的打擊。世界經濟論壇《2020未來就業報告》中指出，不斷加速的自動化和新冠疫情導的經濟衰退加劇了勞動力市場原有的不平等問題，并逆轉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就業增加的趨勢： 在接受調查的企業中，到2025年，有43%的企業表示，他們將減少勞動力，41%的企業計劃擴大對承包商的任務專業化工作的依賴，34%的企業計劃擴大他們的勞動力。同時，國際勞工組織最近發布的報告顯示，受新冠疫情影響，今年上半年全球勞動人口工作時長大幅減少，今年第二季度全球工作時長較 2019年第四季度下降了14%，相當于4億個全職工作崗位。

最后一個挑戰是目前全球整體數字化程度較低。在這次抗擊疫情的過程中，中國做得特別突出，用了大量數據化的手段進行疫情的防控和管理，大數據、5G、人工智能等數字化技術在體溫檢測、疾病防控、后勤保障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數字抗疫顯現出了獨特的價值。但是另一方面，這樣的措施在全球目前很難充分發揮它的力量，在信息收集共享、物資調配、流控調查、發放補助金等城市疫情管控過程中，傳統方式仍然占據主流，這跟基礎設施相關，也與管理決策有關，這是一個需要長期發展的過程。

數字技術對韌性城市的支持

當然，數字技術對于韌性城市的支持還是比較明顯的，首先我們來看一個閉環，上圖是說物聯網把客觀存在和物理世界聯系在一起，里面有大量的數據，通過采集的方式，把它們變成一些數字化的乘數和結構。同時其中人的參與、人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環節，這是三者之間的關系，每一個都不可或缺。

從物聯網設備變成數據，通過AI算法，信息能夠輔助人的決策，形成反饋意見和行動計劃，回饋到數據中，形成一個決策閉環。信息的流動和行為、理解意識，是里面這個圈層，從客觀物理世界到數字世界再到人，實現這一閉環的延展。

大量的功能需要通過數據來實現，比如自然災害、疫情、能源交通、生態保護、商業等等這些內容，所以城市的智慧化有利于大幅度提升城市應對風險的能力，這也是進一步增強城市韌性的主要手段。

另一方面，城市的高度韌性化則保障了城市的智慧化運營。由此，智慧城市是韌性城市的基礎，韌性城市又是智慧城市的保障，它們之間有一定的相互依存關系，而且在第四次工業革命大的環境下，這種依存關系會越來越強烈。

那么我們如何釋放大數據的價值，同時又可以真正保護未來城市的韌性和人性呢？這是一個非常重要、值得長期討論的話題。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看到每天全球超過2.5億字節的數據，其中的大部分數據都來自物聯網設備，預計這一數值在未來幾年內還會進一步增長。但不幸的是，極少部分（據研究少于1％）的數據被用于驅動決策和創造價值。也就是說，其實大量數據并沒有物盡其用，數據浪費、不精確、孤島效應等等，都是制約數據流動、數據價值創造的因素。

世界經濟論壇正在進行一個主題為“釋放物聯網數據的共享價值”的國際合作項目。通過運用我們的全球網絡，在印度、丹麥、挪威、阿聯酋、中國和日本開展全新政策協議的試點內容，涉及從城市到農業、再到海洋的各種使用案例，希望為政府提供可推廣的政策框架，促進創建新的受信任的數據共享平臺，最大化物聯網數據的跨領域價值，并促進發展更多可持續的業務模型。

這個項目探討數據共享和數據分配的機制。

首先是數據歸類。我們把數據分為公共數據、私有數據、可分享數據和需要保護的數據這四個類別，其中有不同的、流動的層次，私人部門受保護的數據應由政府采取管制策略，屬于受管控的數據；公共部門受保護的數據應由政府自身采取限制策略，屬于受限制的數據；公共部門可以共享的數據應廣泛開放，屬于開放的數據；私人部門可以共享的數據應促進貿易互通，屬于可交易的數據。做了歸類之后，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數據的開放程度，產生何種價值，責任和權利應該怎么去分配，科級治理如何規劃，受管制的私人數據、受限制的公共數據、可開放的公共數據和有價值的商業數據如何進行互聯互通等等，這些是我們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第二是數據的開放和交易。數據的價值不是自己定的，而是來自與數據使用者的認可和定價。因此開放和交易就是最佳的數據價值實現方式。作為一種商品和生產資料，數據開放與交易是各種元素相結合的過程。

平臺就像一個菜市場，會有供需雙方，其中數據提供者負責收集和提供物聯網數據，獲取數據的主要渠道包括特定項目中的客戶、與政府合作、或從自己的傳感器設備中獲取，而數據使用者使用其技術和分析能力在所涉業務、運營和各類研究中運用，同時關注物聯網數據的質量、種類和傳播效率，并要求數據應實時、完整、真實和準確。

連接供求雙方的授信平臺是存儲與交易物聯網數據的載體，是數據用戶和數據提供者都認可和信任的場所，同時授信平臺也提供第三方服務。第三方機構包括行業協會和研究機構，旨在促進建立標準、促進可操作性，開展研究和評估以促進物聯網數據共享，把原始數據清洗、歸納為更好、更有用的信息，再給到用戶，提供更多數據增值服務。

此外，我們還有監管機構，比如政府、行業監管部門，旨在促進和監督平臺標準化、合規化運營，在物聯網數據的收集、共享和流通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同時，監管機構也負責制定與物聯網數據安全性和隱私保護有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從而對數據市場的有序發展進行管控和提供支持。

此外，我們還提出了一個數據開放和共享的原則框架。

首先，我們認為全球化并非僅僅是一個統一的平臺，或者統一的發展思路，而是要因地制宜，根據各個地方的發展情況確定建立“數據菜市場”的不同機制。

其次，物聯網的數據有一個重要的特點是動態性，因為它是實時產生的，另外在平臺建設中互信機制也非常重要，在整個交易或開放過程中這是很重要的一點，后面還包括內容特征、運營模式、治理模式三個不同維度，以及數據隱私、數據安全、可交互性、數據質量、運營資格、使用協議這六大原則，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最終，我們希望從1個城市或者市內區域擴展到多個城市，進而形成跨城市的數據分享平臺， 從一個行業應用拓展到多個行業，進而形成跨行業的數據分享機制，通過總結經驗并在國際平臺上開展經驗交流和借鑒。最后，根據試點經驗和反饋結果，形成國家級別物聯網數據分享平臺和機制，釋放國家內部物聯網數據價值，以形成國際公約，促進全球數據開放共享。

（本文摘自作者在由上海市城市運行管理中心和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聯合主辦的“一網統管與協同治理”學術研討會上的主題演講，演講原題為“面向韌性智慧城市，釋放物聯網數據的價值”，經作者增補審定。文章由實習生倪瀾瑛整理）

責任編輯：P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