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實踐與進步一次次地跨越了物質生產、精神文化和科學技術之間的障礙，在突破發展瓶頸的同時，凝結著文明的精華。網絡以數字化信息為資源，以技術化程序為邏輯，實現了生產力的巨大解放，全面而深刻地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以及行為習慣。在互聯網時代，隨著信息技術的迅猛滲透，一個全新而與實然世界緊密相通的網絡生態業已形成。當網絡生態能夠促進社會主體平等、氛圍和諧友善、行為理性有序時，網絡生態就可被稱為“界面友好”。在“虛實交融”的狀態下促進社會的全面發展，就需要從網絡生態的本質屬性出發，解析其要素構成和互動關系，探索并豐富網絡生態治理的政策工具。只有實現網絡生態善治，才能更好規范社會行為、協調社會關系、化解社會矛盾、維系社會情感。

網絡生態系統具備社會屬性

“生態”本是一個生物學概念，將生態思維應用至社會科學研究，所要關注的就是各生態要素的發展狀態及要素和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網絡技術、網絡主體、網絡信息是構成網絡生態的三大關鍵要素。其中，網絡技術是構建網絡生態的物質基礎，網絡主體是網絡生態的建構主體，網絡信息則是價值與意義的載體。網絡環境則指向整個網絡空間，一方面包括由技術、設備等構成的物質環境，另一方面也包括由網絡活動、網絡制度等構成的社會環境。要素與環境相互作用，從而構成了一種虛擬與現實相統一的關系結構。這就是尼古拉·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在《數字化生存》中所提的，網絡生態是一種“虛擬的實在”。

大數據、云計算、5G技術等新技術的開發和應用，使得信息的生產、存儲、傳播和利用獲得更快的速度、更大的容量、更好的效果，這為人們獲得更加先進、便捷的上網體驗創造了可能。但正如馬克思社會交往理論所指出的，為了滿足需要，“現實的人”會在生產活動的過程中形成一定的交往關系和交往方式。目前，社會生活的網絡化已成為信息時代的基本特征和發展趨勢，線上技術與線下生活的廣泛結合，從根本上改變了工業化以來的社會組織方式，網絡日益成為人們進行信息傳遞、社會交往、政治參與等行為的重要途徑。如弗里德里希·拉普（Friedrich Rapp）在《技術哲學導論》中指出的，技術是社會生活的一種展示與建構。網絡技術的出現是人認識、改造客觀世界的結果，網絡生態的發展動力源于人的社會活動。因此，社會屬性才是網絡生態的根本屬性。

從互動關系看，主體與技術、主體與信息、不同主體間的交互構成了網絡生態系統的動態格局；而網絡生態的社會屬性也決定了主體與主體的交互才是網絡生態不斷演進的關鍵。一方面，是因為人建構了網絡生態，管理者、運營者和使用者是網絡生態的建構主體。虛擬來源于現實，不僅基本的社會關系會以鏡像的方式在網絡空間中得以顯現，而且在不同主體的網絡交往中，又會產生新的社會關系和結構。另一方面，是因為人的行為與認知會受到網絡生態的影響。信息承載著價值和意義，在網絡信息生產與交換的過程中，網絡空間內部會形成各種虛擬聯系的人性化場域，進而對網絡用戶產生一定的價值聚合或排斥作用。網絡空間在“虛擬整合”及“進程壓縮”中所顯現的驚人能力，使得多主體互動的影響能在最短時間內實現最大程度的擴展。

綜合推進網絡生態治理

對于網絡生態這一既具有別樣技術特征，同時又具有突出社會屬性的共同體而言，傳統意義上的剛性管控模式難以充分適應新時代網絡生態的運行特點和共同特征。如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在《交往行為理論》中提出的，和諧社會的構建需要不同的參與者在不受強制的前提下達成共識。因此，網絡生態的進步需要綜合推進和正向激勵。

首先，網絡生態治理應具有強勁的“張力”，不僅是在技術層面上以“器物”為對象來實施治理，更要在精神層面上以“行為”為目標進行治理。社會總是在理性的指引下得以進步，網絡生態中的社會生活同樣不會例外，對于網絡行為的有效引導、規范及約束才是網絡生態治理的關鍵。這意味著，網絡生態治理的過程是增進網絡主體理性的過程，是不同網絡主體有效實現自我組織、自我管理、自我調適和自我發展的過程。其需要多元網絡主體共同參與，通過協商整合各方力量，促使治理模式與網絡主體間繃得最緊的弦同頻振動。

其次，網絡生態治理應具有必要的“彈性”，既要疏解不同群體之間存在的矛盾沖突，也要對網絡公共利益和網絡社會正義施以有效的維護。任何網絡輿情、網絡事件的出現均與社會現實有關，都是現實矛盾的反映和表達。隨著我國社會結構性矛盾的長期積壓，其影響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方面。因此，針對互聯網的虛擬特點和網絡行為的特征進行專門“立法”十分必要。在傳統網絡亂象仍未解決、新興安全困境開始出現的背景下，已正式實施的《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可以說是推動網絡社會健康發展的重要步驟和必備條件。

最后，網絡生態治理應具有足夠的“韌性”。雖然治理實踐的首要目標在于保障網絡社會秩序，但其最終所要實現的是網絡主體的自由和全面發展。人類通過網絡信息技術，并結合數字資源加以創造，構建了網絡生態這一虛擬場域。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線上空間的建構日益完善，網絡生態已成為人類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新空間。因此，在政府引導下的網絡生態治理，是通過構建一個良好的網絡生態秩序，進而為人們舒展和張揚其自由個性營造出更加文明有序的環境條件。

依靠政策完善多主體互動機制

網絡生態治理是為實現合秩序狀態而進行的虛擬實踐有序化過程，僅依靠技術的邏輯無法保證網絡生態的秩序供給，政府對于網絡內容、網絡行為的調控是合理且正當的。在“大一統”文化傳統和“自上而下”的現代化慣性影響下，我國的互聯網建設由政府直接推動，采用的是政府占主導地位的治理模式，規制性工具也由此居于網絡治理的核心地位。然而，網絡生態的扁平化結構在政府、企業、網民之間產生了新穎的鏈接，意識的覺醒又激發了多元主體參與網絡生態治理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因此，網絡生態治理除了需要完備規制性工具作用下的他律機制，也需要通過自愿性、疏解性、調節性等政策工具來完善多主體互動的自律與互律機制。

一方面，政府在從“劃槳人”轉變為“掌舵人”的過程中，應進一步通過道德培育和規范設置來豐富網絡生態治理的自愿性機制，主要涉及網絡個體自律與網絡組織自律兩個方面。網民應在剛性的“制度”力量與柔性的“教育”力量的雙重影響下，積極提升內在品質和個性，遏制謠言、虛假信息、不當言論等的傳播擴散，打造理性和諧的網絡輿論生態。同時，作為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網民的中介橋梁，網絡組織應主動承擔治理責任，積極通過制定相關行業規范來確保其成員合乎法律規定和道德要求。網絡組織制定的運營指導和規范，是源于共同準則的相互性邏輯，而不是正式的權威關系，這體現了網絡生態治理的社會自組織能力。

另一方面，網絡生態的出現改變了傳統政治的外部環境，促進了政治運作的公開化和透明化。有效利用網絡新媒體平臺，可疏導信任難題與不良情緒，彌合社會與公眾之間的信任裂縫。在虛實交融的現代生活中，接踵而至的網絡公共問題不斷加大社會張力。毫無約束的網絡輿論，易對既存秩序和社會穩定構成挑戰，并可能導致線上與線下社會長期處于緊張的情緒狀態。因此，網絡生態不僅需要現實的物質基礎支持，還需要面向虛擬生活的精神疏解和心理調適。疏導性工具既是傳播調控手段，也是態度轉變技術。在豐富民眾參與、知情和表達渠道的基礎上，應有效利用政府門戶網站、政務微博、政務微信公眾號等形式把握大眾的治理建議和訴求，并對質疑和詢問及時作出回應，有效引導網民情緒和網絡輿論，實現政府和社會在網絡生態中的良性互動。

綜上，網絡生態是“網絡”與“現實”的融合，是“虛擬”與“現實”的統一。網絡生態的技術屬性是其最基礎的表現特征，但社會屬性才是網絡生態的根本屬性。清朗的網絡生態不僅為人們創造新的活動空間，而且有利于人們創造新的生活價值。目前，我國將“生態”思維引入網絡治理，意味著我國對互聯網建設提出了更加系統、綜合、全面的要求。這也就促使我們應善于采用更為綜合的治理工具，積極完善各項治理機制，建設長治久安的網絡生態治理體系，打造良性互動的網絡生態治理格局。
責任編輯:p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