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非接觸式的互聯網診療發展迅速，緩解了特殊時期的看病難題，加強了公眾對互聯網醫療業態的認知，成為線下診療的有力補充。

疫情這一加速器更是提高了相關國家政策的出臺效率，互聯網+醫療的配套鼓勵政策接連印發，原來關緊的閘正在一步步松開，互聯網醫療迎來重大利好。

“互聯網醫療正在有秩序、有限度的放開。”國家衛健委遠程醫療管理與培訓中心辦公室主任盧清君認為。

互聯網醫療政策開閥

早在2018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促進“互聯網+醫療健康”發展的意見》（國辦發〔2018〕26號）的就表明了中央政府在大力鼓勵互聯網+醫療健康。

2018年9月，國家衛健委印發《互聯網診療管理辦法（試行）》、《互聯網醫院管理辦法（試行）》和《遠程醫療服務管理規范（試行）》三份文件（下稱“互聯網醫療新規”），更是為互聯網醫療行為畫好紅線，明確界限，互聯網+醫療的模樣逐漸清晰。

2019年8月30日，國家醫保局在官網對外公布《關于完善“互聯網+”醫療服務價格和醫保支付政策的指導意見》（簡稱《指導意見》），確立了互聯網+醫療物價和醫保報銷標準較為宏觀的基本原則。

疫情期間，國家層面更是接連發文支持互聯網+醫療，提高政策出臺效率，縮短試點周期，特別是在醫保政策方面的突破。

今年3月2日，國家醫保局、國家衛生健康委聯合印發《關于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開展“互聯網+”醫保服務的指導意見》，明確對符合要求的互聯網醫療機構為參保人提供的常見病、慢性病線上復診服務，各地可依規納入醫保基金支付范圍。

北京市為促進本市“互聯網+”醫療服務健康發展，發揮互聯網診療優勢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就醫需求，也出臺了互聯網復診的物價標準和醫保的報銷標準。

政策放開的同時，國家層面也為互聯網診療規范畫好了紅線，哪怕是疫情期間公眾對互聯網醫療需求激增，可醫療安全問題不可忽視。

今年2020年5月，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發布《關于進一步推動互聯網醫療服務發展和規范管理的通知》，重新強調互聯網+醫療的準入制度、依法執業制度、醫療質量監管制度、患者安全和信息安全制度。盧清君指出，從醫療體制機制改革的層面來說，此類政策也并不是要限制發展，而是要規范互聯網+醫療的發展。

首診仍舊不能放開

借著鼓勵互聯網醫療發展的東風，放開線上首診的消息也時有傳出，刺激著業內各方的神經。

在盧清君看來，線上首診是一種風險極高的行為，因為醫療不能出錯，更不能試錯。他表示，說起來簡單，皮膚科、心理咨詢等少數疾病能做到，但從國家管理規范上來說很難劃線，特別目前階段，互聯網技術、傳感器技術、可穿戴設備、信息管理和信息安全等都尚待完善的程度下，傳感器與信息技術還不能完全替代醫師的親自體格檢查，放開線上首診的法律責任和患者安全的風險都極大。

按照《中國醫師法》規定醫師要親自診查病人，臨床診查行為至少涉及問診、視、觸、叩、聽五大基本功，除問診外，其他四大技術沒有一項能完全通過互聯網實現。其中，“視”可以通過攝像頭能做到一部分，“觸”通過傳感器只能實現一部分，B超、CT核磁等花錢多但達不到醫師手觸的效果，也不能完全替代醫師的觸診。“叩”和“聽”可通過數字聽診器等工具解決一部分聽診的問題，但受其技術成熟度的限制巨大，更受設備普及率和基層醫生操作的熟練程度影響極大，尤其是患者利用專業設備自檢的時候，數據質量難控制，不如面對面現場檢查。

盧清君表明，國家限制線上首診都是有相關的科學依據，并且經過多年論證，目前狀態下，從保障患者安全的立場上，線上首診不宜放開。

但他補充道，伴隨技術的發展，一切都是有可能的。20年前誰也不會想到今天用的是智能手機，在微信上交流，隨時隨地刷短視頻等……因為20年前網絡技術支撐不夠，同樣如今不能放開首診，很多問題也是基于技術上的受限。

為了更好的去保障行業正常健康發展，線上首診這條線目前不能跨越。

建議互聯網醫療公司定位于第三方服務

發展至今，互聯網+醫療中的互聯網醫院建設主體也在悄然發生變化。

與以往開辦互聯網醫院多是互聯網醫療平臺型企業不同，如今公立醫院主導的互聯網醫院漸成主流。盧清君也透露道，今年2月份之前，北京只有6家公立醫院有互聯網診療資格，經過疫情需求的拉動，現今這一數字發展到60多家。

曾有相關機構不完全統計，從2018年9月互聯網新規發布至今，共有497家互聯網醫院，其中公立醫院主導415家，占83.5%，其余由互聯網醫療平臺型企業主導，公立醫院占絕對的數量優勢。

談及其中的緣由，盧清君解釋道，國家政府對開辦互聯網醫院的并沒有向公立醫院傾斜，而是隨著互聯網醫院新規的出臺，互聯網醫院是什么？如何開辦？諸如此類問題基本被定性，有了法規和標準可依，讓互聯網醫院這一新型醫療機構合規化，越來越多的公立醫院更敢于開辦互聯網醫院了。公立醫院占據實體醫院的絕大部分比例，所以公立醫院的互聯網醫院越來越多，就是體現業態正常發展的現實規律。

其實，他認為，越來越多的互聯網醫院由實體醫院主導這一趨勢才符合互聯網醫院這一新興業態的性質。

在盧清君看來，互聯網醫院雖然是新型醫療機構，但它的執業主體仍舊是實體醫療機構，即便是獨立設置的互聯網醫院也需要以實體醫療機構為依托。其服務范圍也是診療，而不是所謂的“輕問診”等醫學咨詢行為。那么，開辦一家互聯網醫院的核心競爭力其實最終取決于線下實體醫院的實力，大型公立三甲自己開辦互聯網醫院比互聯網醫療平臺企業主導的互聯網醫院更有優勢。

見此狀，眾多平臺型企業也產生了危機感，逐漸認識到實體醫療機構的重要性，通過與公立醫院合作主導互聯網醫院建設，對于優質實體醫療機構的搶奪也時有發生。但盧清君認為，此類合作不太容易達成，公立醫院的公益性與企業的逐利性之間會有沖突，再加上管理、運營機制和學科建設等各方面都需要考慮平衡。

他建議，互聯網醫療企業應該明晰自身在互聯網醫院體系中的定位，應是為互聯網醫院提供第三方運營服務，而不是醫療服務。《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互聯網+醫療健康”發展的意見》（國辦發〔2018〕26號）中明確指出，互聯網醫院可以利用企業作為第三方服務。那么它的定位應是技術供應方或者商業服務供應方，作為公立醫院的服務成本加入服務項目里，如同醫院信息化軟件企業為醫院提供HIS和EMR等軟件一樣，支付其技術服務費用，如此較為符合中國的財政制度。

互聯網醫院作為新興事物，發展處于初期，社會各方也存在對其的偏見或認識不足的地方。

2020年8月21-23日，由中國研究型醫院學會互聯網醫院分會主辦的“2020首屆中國互聯網醫院大會”在珠海舉辦，邀請業內大咖共同探討行業發展。作為中國研究型醫院學會互聯網醫院分會常務副會長，盧清君希望通過此次大會，糾正社會對于互聯網醫院的偏見或認識不足的地方，同時借由此次大會對產業界各方起到指導作用，使其少走彎路，讓互聯網醫院從設立、建設到運營整套體系符合國家醫改發展方向和醫學規律，形成符合國家相關制度規范的運營管理體系。
責任編輯：t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