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工業的崛起離不開國家大政方針的保駕護航，德國工業革命更是國家政權積極干預的結果——***各邦政府充分發揮了國家政權干預經濟的作用，大力推進工業革命。比如，建立起***關稅同盟，實行高關稅政策將英國和法國的工業品擋在國門之外，再比如以興辦國營企業，資助私營企業的方式幫扶產業發展。

正是政府在產業發展中的積極干預，創造了德國工業的奇跡——在1830年，***的工業人口占比僅為不足3%，依舊是一個農業國，至1870年，德國煤產量達3400萬噸，生鐵產量達139萬噸，鋼產量達17萬噸，鐵路線長度18876公里，德國工業一舉超越法國，總產值占世界工業總產值的13.2%，而這也為普魯士在1871年普法戰爭中取勝奠定了物質基礎。

美蘇工業崛起國家政策發揮了重要作用

雖然在當今學術界不少學者將市場原教旨主義奉為圭寶，但在19世紀，美國卻沒有執行這一套理論，正相反，美國工業發展的過程中，國家政策發揮了重大的作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充滿美國特色的專利法律和美國的高關稅政策。在1793年美國專利法案經過修改后，申請人被限定僅為美國公民，也就是說，外國人根本無法在美國申請專利。

從19世紀2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長達一百多年的時間里，美國實行了前所未有的高關稅政策。正是在高關稅的保護下，美國從一個南方農場蓄奴，種植棉花、茶葉、糧食，北方出產木材、礦產等原材料，以及生產一些紡織品的落后國家，一舉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國——至一戰前夕，美國的工業產量居世界首位，占全球工業總產量的32%，鋼、煤、石油和糧食產量均居世界首位。

有學者就指出：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美國國會中那些旨在保護美國新興產業、成長期工業以及弱小工業的政治勢力常常獲得勝利。因此美國經濟是在30%進口關稅的銅墻鐵壁的保護中步入成年期的。

在20世紀20年代崛起的蘇聯，更是將計劃經濟和政府主導的優勢發揮到凌厲盡致。蘇聯工業發展中重要特點就是計劃經濟，而且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國家工業化模式，***就曾指出：“工業化的中心、工業化的基礎，就是發展重工業，歸根到底，就是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發展本國的機器制造業”。

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下，蘇聯的工業突飛猛進，在執行第一個5年計劃后，蘇聯工業總產值同1913年相比增加近二倍，在完成第二個5年計劃后，工業總產值比1932年增加了1.2倍，比1913年幾乎增加了五倍。

至1940年，蘇聯的生鐵已達到1500萬噸，鋼達到1830萬噸，煤達到1億6千萬噸，石油達到3100萬噸，商品谷物達到3830萬噸，棉花則為270萬噸，工業產量占世界工業總產量的17.6%，成為世界第二工業國。可以說，正是在政府主導的計劃經濟，將一個扶木犁的農業國用20多年時間迅速脫變為擁有***的工業強國，并讓西方世界在之后的半個世紀時間里為之顫栗。

打造2025中國制造離不開產業政策

中國的工業發展的前30年，在政府主導下建立起了完善的工業體系和建立強大的國防工業，從一個滿目瘡痍、貧窮弱后的農業國，成為了擁有齊全工業體系和“兩彈一星”、核潛艇等尖端武器裝備的世界第六工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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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業化的后三十年，在對西方發展模式取長補短后，中國工業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這些成就并不能簡單歸結為為市場化、私有化、***化，事實上，很多在市場化、私有化、***化方面推行的更徹底的國家，其經濟是慘目忍睹的。

即便是被冠以***燈塔的美國，工業持續失血導致了經濟疲軟和藍領階層大量失業，進而促發貧富矛盾、***等，特朗普的成功當選就和當下的大背景脫不了干系。事實上，為了讓工業回歸美國，特朗普也是采取出臺政策來實現這一目的，比如宣稱要對中國進口產品征收45%的重稅，以及對將工廠設于海外的美國企業征收潛在關稅。

在高科技民用產業中，高鐵和通信無疑是中國取得顯著成績的領域，而在這兩個領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國家政策。以通信產業發展為例，在3G時代，國家決心爭奪通信標準的話語權，通過從西門子手中購買技術，再與國內已有技術成果融合后，最終被國際電聯接受為3G通信標準，也就是飽受爭議的TD—SCDMA。